《风云人物采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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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援，并公开选择站在女权阵营一边。她认为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是位“非凡”的女人，她那“令人恼火的谦虚”，使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甚至能发现梅厄的那些女性特征和某种形式的美，她驳斥对梅厄的庸俗的男性嘲讽。她向梅厄提到的一个问题透露了法拉奇自己的真实想法：“一个女人要取得成功，必须干得出色，远远胜过男人。”事实确实如此，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已感同身受。关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掌权妇女的孤独感、家庭生活的巨大牺牲和女性观察历史的能力。法拉奇抓住了英迪拉·甘地在一个妇女状况仍处在悲惨而落后的国家里掌权所具有的重大象征性意义：“女人不可能不由于她的巨大胜利而感到宽慰和扬眉吐气，因为这种胜利否定了任何为父权制和男人统治进行辩护的陈词滥调。”英迪拉，其子拉吉夫·甘地，布托总统（贝娜齐尔之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这长长名单中这些被采访过的人。后来，他们都遭到了暗杀，以悲剧而告终，他们的鲜血随着这些王朝的命运流逝，但直至今日仍未解决的民族和宗教争端则留下了不光彩的印记。
这本采访集中对意大利要人的采访很少，也很宝贵。这不是因为法拉奇不爱自己的国家，而是因为她有更广泛的兴趣，还有职业的其他优先选择。另外，她费劲地去解读意大利，厌恶对政治进行无益而细琐的分析。在采访社会党领袖彼得罗·南尼时，她一开始提出的问题：“阿瑟·施莱辛格谈起意大利人时就会说：要是你们自己首先不能理解你们自己，那么谁能理解你们呢？参议员南尼，我来到这里，就是请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和意大利今天发生的事情。”这明显地表明了她的不能容忍。在罗马这个政治小天地的迷宫中，法拉奇对阵营有自己的选择：她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也是个坚定的非共产主义者；她不信任天主教派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敌视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包括乔装成极左的否定一切的年轻人）。她善于痛斥意大利共产党的弊端：“在那个时候，意大利共产党人与一个非共产党人讲话时有着一种可憎的习惯：用讽刺或迁就来对待他，似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灵魂附体，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启示的傻瓜。”但是在道德高尚的乔治·阿门多拉面前，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并对他的知识分子的耿直表达了敬意。作为一个反对党领导人的阿门多拉敢于说出：“请注意，我经常跟年轻人说，意大利人从来没有像今天生活得这样好，至少过去一直过着比今天更糟的日子：他们一直生活在更糟的条件下，吃得也更少。我年幼时，在卢卡尼亚地区，每人每年平均消费一公斤肉。卡普里岛的妇女光着脚走路，从马里纳背着一袋袋的煤走山路。我们说实话，意大利过去从来未有过如此广泛的自由。”这番不含煽动性、无哗众取宠之心的告诫令她钦佩。
在她的序言中，法拉奇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她的游戏规则、所遵循的原则和对新闻工作的看法。她坚决拒绝持中立立场，认为遇事明确表态是自己的责任。这种态度来源于她那当主人公的意识，如同另一位意大利伟大的记者因德罗·蒙塔内利<small>[2]</small>，法拉奇从来没有让自己“置身度外”。在采访记中，她本人就是其中的角色，总能清晰可见。这一点与这个职业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思想完全对立。对于被采访的权势人物，她既感到有吸引力，又感到厌恶，因为这些对话者是她解读历史过程必不可缺少的，同时又是她所深恶痛绝的统治和欺压势力不可分割的部分。她说“我把权力看成是不人道和可憎的现象”，从这里可以看到她绝对偏爱叛逆者、反体制者和抵制现行秩序——尤其是那种建立在专横和暴力基础上的秩序——的人。
今天，“法拉奇式”的新闻工作还有多少价值？当形成历史的戏剧性事件可以由任何一个见证人用可视电话记录下来，用旅游者的摄像机永远保存下来，并在顷刻间，通过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传遍全球，储存在YouTube网<small>[3]</small>中，让亿万个博客进行实时评论时，21世纪新闻报道的规则发生了何种程度的变化？特别是从2001年9月11日开始，一个被称为“非职业新闻报道”的团体抢先发表的独家新闻铺天盖地，视频爱好者的作品成了有首要价值的资料。从表面上看，我们生活在信息最大民主化的时代，到处充斥着来自底层的报道；还是从表面上看，这场技术和文化的革命可能标志着作者式新闻报道的没落。实际上，“新闻”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大众化的产品，可以到处大量和廉价地获得。但是如果要对新闻进行筛选和整理，指出它们的意义，并进行剖析，剥去神话的外衣，使其更客观和现实，并在必要时驳斥它们，那么，法拉奇的风格此时比任何时候更具现实意义。她的风格就是：直接与政要接触，现场的深入调查，分析能力和收集资料。总而言之，是一项被称为新闻调查的挖掘和解释的工作。它可以是政治层面的、经济层面的和战略层面的。
记者的工作并没有被判消亡，而是细化成各专业。它在互联网的时代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不再存在过去享有的地位优势，仅有个人的勇气，
这本采访集中对意大利要人的采访很少，也很宝贵。这不是因为法拉奇不爱自己的国家，而是因为她有更广泛的兴趣，还有职业的其他优先选择。另外，她费劲地去解读意大利，厌恶对政治进行无益而细琐的分析。在采访社会党领袖彼得罗·南尼时，她一开始提出的问题：“阿瑟·施莱辛格谈起意大利人时就会说：要是你们自己首先不能理解你们自己，那么谁能理解你们呢？参议员南尼，我来到这里，就是请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和意大利今天发生的事情。”这明显地表明了她的不能容忍。在罗马这个政治小天地的迷宫中，法拉奇对阵营有自己的选择：她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也是个坚定的非共产主义者；她不信任天主教派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敌视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包括乔装成极左的否定一切的年轻人）。她善于痛斥意大利共产党的弊端：“在那个时候，意大利共产党人与一个非共产党人讲话时有着一种可憎的习惯：用讽刺或迁就来对待他，似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灵魂附体，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启示的傻瓜。”但是在道德高尚的乔治·阿门多拉面前，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并对他的知识分子的耿直表达了敬意。作为一个反对党领导人的阿门多拉敢于说出：“请注意，我经常跟年轻人说，意大利人从来没有像今天生活得这样好，至少过去一直过着比今天更糟的日子：他们一直生活在更糟的条件下，吃得也更少。我年幼时，在卢卡尼亚地区，每人每年平均消费一公斤肉。卡普里岛的妇女光着脚走路，从马里纳背着一袋袋的煤走山路。我们说实话，意大利过去从来未有过如此广泛的自由。”这番不含煽动性、无哗众取宠之心的告诫令她钦佩。
在她的序言中，法拉奇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她的游戏规则、所遵循的原则和对新闻工作的看法。她坚决拒绝持中立立场，认为遇事明确表态是自己的责任。这种态度来源于她那当主人公的意识，如同另一位意大利伟大的记者因德罗·蒙塔内利<small>[2]</small>，法拉奇从来没有让自己“置身度外”。在采访记中，她本人就是其中的角色，总能清晰可见。这一点与这个职业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思想完全对立。对于被采访的权势人物，她既感到有吸引力，又感到厌恶，因为这些对话者是她解读历史过程必不可缺少的，同时又是她所深恶痛绝的统治和欺压势力不可分割的部分。她说“我把权力看成是不人道和可憎的现象”，从这里可以看到她绝对偏爱叛逆者、反体制者和抵制现行秩序——尤其是那种建立在专横和暴力基础上的秩序——的人。
今天，“法拉奇式”的新闻工作还有多少价值？当形成历史的戏剧性事件可以由任何一个见证人用可视电话记录下来，用旅游者的摄像机永远保存下来，并在顷刻间，通过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传遍全球，储存在YouTube网<small>[3]</small>中，让亿万个博客进行实时评论时，21世纪新闻报道的规则发生了何种程度的变化？特别是从2001年9月11日开始，一个被称为“非职业新闻报道”的团体抢先发表的独家新闻铺天盖地，视频爱好者的作品成了有首要价值的资料。从表面上看，我们生活在信息最大民主化的时代，到处充斥着来自底层的报道；还是从表面上看，这场技术和文化的革命可能标志着作者式新闻报道的没落。实际上，“新闻”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大众化的产品，可以到处大量和廉价地获得。但是如果要对新闻进行筛选和整理，指出它们的意义，并进行剖析，剥去神话的外衣，使其更客观和现实，并在必要时驳斥它们，那么，法拉奇的风格此时比任何时候更具现实意义。她的风格就是：直接与政要接触，现场的深入调查，分析能力和收集资料。总而言之，是一项被称为新闻调查的挖掘和解释的工作。它可以是政治层面的、经济层面的和战略层面的。
记者的工作并没有被判消亡，而是细化成各专业。它在互联网的时代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不再存在过去享有的地位优势，仅有个人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