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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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还有另外一番解释：范仲淹批评朝政，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生被贬放三次。第一次送行，朋友们说：“此行极光。”第二次大家说：“此行亦光。”最后一次说：“此行尤光。”他笑答道：“仲淹前后三光矣。”
胡适谈及方孝孺时曾说：“外人常说中国很少殉道的人，或说为了信仰杀身殉道的很少；但仔细想想，这是不确的。我们的圣人孔夫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提倡‘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的传统。”胡适的逻辑不够好，外国人其实说得没有错，一来他们没说中国“没有”殉道的人，二来中国虽有杀身成仁的传统，但这样的传统从来只在文字上提倡提倡，更多的人只想安静地生活，或者簇拥在“前后三光”的范仲淹左右与有荣焉。
对于方孝孺这类“活得不明白”的人，我们的传统是把他们叫做“傻子”的，外国人不是这样，傻子（idiot）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的原义是“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这个观点真是有趣，它与中国人今天对于傻子的理解恰好满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称那些不关心个人事务只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傻子。想想影视剧里妻子最常出现的唠叨：不要那么傻，那些事情与你何干？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地过咱们的日子？！
二战期间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事情，一位走出纳粹集中营的德国神甫忏悔时说：“纳粹追捕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而，当纳粹的屠刀举向我的时候，没有人替我说话……”对此，早生三百年的洛克有一个说法很精到：“人们是如此愚蠢，他们小心翼翼地不让臭鼬或狐狸伤害自己，却心甘情愿地被狮子吞食，还认为这很安全。”
我希望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idiot，如果读书思考不能提升我们的气节或者品格，至少能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些基本的事理。
今天上午我刚给彼德回了一封信，告诉他李国文的那篇文章我其实没有读完，因为第四页被“拒绝访问”，理由是：“页面包含非法关键字：王爷”。
（2009 年）
跳来跳去的罗素
若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气节作为标准，罗素绝非立场坚定之人，哪怕他毕生反战，为此先后入狱两次，也依旧摆脱不了——请恕我借用一种久违了的政治话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天的脆弱性和动摇性。
这个特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当晚一览无遗。1918年11月11日11时，当广播中传来停战消息，人群从伦敦的各个角落蜂拥而出，陌生的男女在路中相遇并接吻，空气里满是节日与荷尔蒙的味道。出狱仅仅两个月的哲学家罗素先生混迹人潮之中，虽然对于这一刻的到来期盼已久，此时却像十足的文艺青年那样旁观着众人的快乐，感到“一种异样的孤独，仿佛是从另外一个星球偶然落到地球上来的一具幽灵”。
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合时宜的疏离感，是因为罗素清醒地体认到自己从来都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就其深义而言，我从来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人。”这种怀疑论的念头就像春天里的小蛇蠢蠢欲动，让罗素虽然渴望与人群融为一体却每每产生自欺欺人的幻觉，并一再诱使他对各种主义和行为的意义心生疑虑。
事实上，早在一战爆发之前，罗素就深陷于难以自拔的纠结之中：作为爱国者，他热切地盼望德国人战败；作为人道主义者，他痛恨一切对青年人的大屠杀；虽然最后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战运动的洪流之中，但在骨子里罗素总忍不住怀疑和平主义的行为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有趣的是，帮助罗素打消虚无感的恰恰是他的对手。来自伦敦法院的起诉，剑桥三一学院对其讲师资格的剥夺，以及1918年5月被投送入监，这一切政治高压行为都明白无误地告诉罗素：政府并不认为他的抗议活动是徒劳无益的！
罗素的动摇不定还表现在他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及四分五裂的中国社会的复杂心态上：他厌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粗鄙轻薄与蛮横冷酷，却承认“这正是此时此刻俄国所需要的政府”；他从不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自问如果中国人反问他，在西方列强虎视狼窥的情况下，不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中国何以救亡图存？他自己却也无言以对。
这种优柔寡断的思想作风让罗素在风云激变的非常时刻显得很不给力。他对苏联和中国的访问都不怎么成功，那些热衷于布尔什维克的北京学生们不喜欢他的渐进主义论调，而胡适也对罗素的中国到自由之路前必先经历“专政”阶段的观点耿耿于怀。
罗素的尴尬之处在于，他虽摇摆不定，却又绝不是左右逢源，这让我想起崔卫平女士批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时的几个妙论。她说，“作为一个持不同梦想者”，导演姜文的最大问题在于“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不够远。刚走几步，就不放心起来，就要看看别人正在干什么，或者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步伐就会变得十分迟疑、摇晃，就会显得是‘跳来跳去’的……”相比之下，崔卫平更欣赏《海上钢琴师》中那个演奏家的果敢决绝——“他们这种人抱定决心，将空中楼阁进行到底。如此创造了另外一
胡适谈及方孝孺时曾说：“外人常说中国很少殉道的人，或说为了信仰杀身殉道的很少；但仔细想想，这是不确的。我们的圣人孔夫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提倡‘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的传统。”胡适的逻辑不够好，外国人其实说得没有错，一来他们没说中国“没有”殉道的人，二来中国虽有杀身成仁的传统，但这样的传统从来只在文字上提倡提倡，更多的人只想安静地生活，或者簇拥在“前后三光”的范仲淹左右与有荣焉。
对于方孝孺这类“活得不明白”的人，我们的传统是把他们叫做“傻子”的，外国人不是这样，傻子（idiot）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的原义是“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这个观点真是有趣，它与中国人今天对于傻子的理解恰好满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称那些不关心个人事务只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傻子。想想影视剧里妻子最常出现的唠叨：不要那么傻，那些事情与你何干？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地过咱们的日子？！
二战期间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事情，一位走出纳粹集中营的德国神甫忏悔时说：“纳粹追捕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而，当纳粹的屠刀举向我的时候，没有人替我说话……”对此，早生三百年的洛克有一个说法很精到：“人们是如此愚蠢，他们小心翼翼地不让臭鼬或狐狸伤害自己，却心甘情愿地被狮子吞食，还认为这很安全。”
我希望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idiot，如果读书思考不能提升我们的气节或者品格，至少能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些基本的事理。
今天上午我刚给彼德回了一封信，告诉他李国文的那篇文章我其实没有读完，因为第四页被“拒绝访问”，理由是：“页面包含非法关键字：王爷”。
（2009 年）
跳来跳去的罗素
若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气节作为标准，罗素绝非立场坚定之人，哪怕他毕生反战，为此先后入狱两次，也依旧摆脱不了——请恕我借用一种久违了的政治话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天的脆弱性和动摇性。
这个特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当晚一览无遗。1918年11月11日11时，当广播中传来停战消息，人群从伦敦的各个角落蜂拥而出，陌生的男女在路中相遇并接吻，空气里满是节日与荷尔蒙的味道。出狱仅仅两个月的哲学家罗素先生混迹人潮之中，虽然对于这一刻的到来期盼已久，此时却像十足的文艺青年那样旁观着众人的快乐，感到“一种异样的孤独，仿佛是从另外一个星球偶然落到地球上来的一具幽灵”。
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合时宜的疏离感，是因为罗素清醒地体认到自己从来都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就其深义而言，我从来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人。”这种怀疑论的念头就像春天里的小蛇蠢蠢欲动，让罗素虽然渴望与人群融为一体却每每产生自欺欺人的幻觉，并一再诱使他对各种主义和行为的意义心生疑虑。
事实上，早在一战爆发之前，罗素就深陷于难以自拔的纠结之中：作为爱国者，他热切地盼望德国人战败；作为人道主义者，他痛恨一切对青年人的大屠杀；虽然最后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战运动的洪流之中，但在骨子里罗素总忍不住怀疑和平主义的行为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有趣的是，帮助罗素打消虚无感的恰恰是他的对手。来自伦敦法院的起诉，剑桥三一学院对其讲师资格的剥夺，以及1918年5月被投送入监，这一切政治高压行为都明白无误地告诉罗素：政府并不认为他的抗议活动是徒劳无益的！
罗素的动摇不定还表现在他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及四分五裂的中国社会的复杂心态上：他厌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粗鄙轻薄与蛮横冷酷，却承认“这正是此时此刻俄国所需要的政府”；他从不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自问如果中国人反问他，在西方列强虎视狼窥的情况下，不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中国何以救亡图存？他自己却也无言以对。
这种优柔寡断的思想作风让罗素在风云激变的非常时刻显得很不给力。他对苏联和中国的访问都不怎么成功，那些热衷于布尔什维克的北京学生们不喜欢他的渐进主义论调，而胡适也对罗素的中国到自由之路前必先经历“专政”阶段的观点耿耿于怀。
罗素的尴尬之处在于，他虽摇摆不定，却又绝不是左右逢源，这让我想起崔卫平女士批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时的几个妙论。她说，“作为一个持不同梦想者”，导演姜文的最大问题在于“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不够远。刚走几步，就不放心起来，就要看看别人正在干什么，或者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步伐就会变得十分迟疑、摇晃，就会显得是‘跳来跳去’的……”相比之下，崔卫平更欣赏《海上钢琴师》中那个演奏家的果敢决绝——“他们这种人抱定决心，将空中楼阁进行到底。如此创造了另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