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的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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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放一个鸡蛋。握松了,鸡蛋会掉,意味着你跟这个人握手不真诚,完全是应付差事;握紧了,鸡蛋塞不进去,意味着你没事跟对方瞎真诚,仿佛哥们一般,不严肃。我当时听她这么讲觉得这些专家都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不过仔细想想,礼仪不就是人们在吃饱了之后没事干琢磨出来的东西嘛。看看人家小布什,什么时候跟人正儿八经地握过手?不过林菲貌似正经地告诉我,礼仪这个东西是要讲的,尤其在国际舞台上,不讲是要出乱子的。比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当年不就是不按礼节亲吻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导致默克尔大为不爽的嘛。我心想,算了,反正关我草民屁事。

跟“上流人士”握完手后,他微微一笑。

“年轻有为啊。”

日本口音的中国话。小日本?我心里马上扬起了高昂的斗志。在热爱民族酷爱民族历史的民族主义者周皓心里,日本是应该而且必须沉入海底成为亚特兰蒂斯的地方。

我立马客气道:“彼此彼此,你也不错嘛。”

他哈哈笑了起来。

导师有些责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介绍道:

“这位是大谷基金会的总裁大谷裕二先生。”

大谷裕二?不就是现任大谷集团总裁大谷平南的儿子?我的天,我竟然跟一个身家百亿的人的儿子说“你也不错嘛”?导师怎么要给他引荐我这么个无名小卒?

“周皓是我的学生里研究先秦历史最出色的,他在这个领域的前途不可限量,估计以后你们打交道的机会不少。现在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天下,我这个老头子不行喽。”导师看出了我的尴尬,不经意地打了圆场。

之后大家聊了什么我完全记不住了,一来是因为酒劲上来脑子有点蒙,二来是因为我在这些开着百万以上豪车的人面前有些英雄气短,所以整场酒会我只是不住地继续傻子一样地微笑、点头,只恨不得赶紧结束,找个坑把自己埋了。

我发现,一个人的民族自尊心是很容易在现实面前被打击得烟消云散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牛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近代会成那副德性――我在心里这么安慰自己脆弱的心灵。

酒会结束时,大谷裕二把导师送到了奔驰前,并嘱咐自己的秘书吴丽丽安全把丁教授送回家中,临走时,他微笑地对导师说:“您的助手酒量很好,我很希望有机会能单独跟他喝一杯。”

导师笑答:“好好,以后机会多得是。”

导师在学校内有自己的住处,在校外也有自己的老宅。吴丽丽问他回哪儿的时候,他说明天还有课,就回学校的住处吧。这样,奔驰车先把导师送到了住处,然后把我放到了宿舍门口,吴丽丽从车里对我抛了一个甜蜜的微笑,然后车掉头离开。

就在我准备上楼的时候,导师的电话来了。

“累不累?”导师问我。

“不累。”

“来我这坐坐,聊聊你论文的事。”

导师的住处我去过几次,我们的几次争论都发生在这个屋里。这个住处是学校给导师这种地位的人物特意安排的,导师如果要熬夜写东西或者第二天有课的话,晚上会住在这儿,有时也会跟学生在这彻夜长谈,很有古代先贤哲人的为师之道。

“以后准备怎么打算?”坐定后,导师冷不丁地问了我这么一句。

“准备考您的博士。”我如实回答。

“如果想进研究所的话,我一封推荐信就可以解决。”导师厚厚的镜片后面一双眼睛似乎要看透我的心思。

“我觉得我不适合那里,我想跟您再多学几年。”我如实回答。

“你知道我要退休了吧?”导师怅然若失。

我点了点头。我当然知道,导师为中国的史学研究奉献了一辈子,身体已经严重透支,我们同学间早就流传着我们将是他最后一届研究生的传言,因为从我们这届后他再没有招过任何一个学生了。这一届他总共有两个博士,五个研究生,同时教导这七个人,他明显心有余力不足了。

“那你怎么打算?”他咳嗽了几声。每天的三包烟几乎毁掉了他的呼吸系统,他常开玩笑说,如果把他的肺拿出来,轻轻一抓就会变成一堆油渣。

“不知道,也许进研究所,也许写东西。”我有些不知所措了。

“你适合进研究所吗?”他点起了一支烟。

他明知故问。我这种偏执型人格的人一旦认准了自己的东西,砍头都不会服软的。我经常因为自己的观点跟他起冲突,搞得同学们都觉得我有病。

“你对我们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持怀疑态度?”他在一步步切入正题。

“对,当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等都开始向玄学靠拢的时候,我们历史的研究方法还停留在19世纪的水平。”我一如既往地偏执。

我认为我没错。连牛顿和爱因斯坦晚年都投入宗教的怀抱,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守着落后的所谓的科学方法缓慢地推进?我对历史学研究最大的不满在于,每当我们从古籍中发现异象时,我们通通把它们归结于封建迷信或者某种物理现象,现代历史学研究方法不但否认非物理现象,同时还否认发达的史前文明。

纵观中国古籍,可以说几乎都与玄学相关,而这些通通被我们以科学的名义摒弃,仿佛只要是科学证实不了的通通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非常荒谬。我们的科学才发展到什么水平?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