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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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起初就为一口吃的。
现在是不愁吃不愁穿，可毛病做下了，不往脸上涂点东西，穿成蜻蜓那样，就难受。也是先天长相不如男的，后天就要找补，随便从大街上抓十个男的十个女的，都给洗了，摆一块儿看看，就显出谁返祖现象来了。
说半天说什么呢？说时代一直不同，男女一直一样，哪有天生的女的？都是惯的。多少妇女在发奋？多少男的在乔装打扮？为什么有些男的会让人觉得像女的？他也是头一回洗脸的女猿人那一套，或油头粉面，或粘一肚子假胸毛，甭管照细了扮还是照糙了扮，都为骗吃骗喝。从找饭辙再不用拼体力时起，就不能拿性别说事儿了。再往后，我想就没人再用“男的”、“女的”这样含糊的，从生殖系统出发的，随便就冤枉了几百万人的命名划分人群了，科学的方法应该用“吃自己的”和“吃别人的”这样食物来源的不同，区别人口。像《世界都市》这类给那些爱洗脸的人看的杂志也不该叫“女性刊物”，那不是对本身供着小白脸自强不息的女性的侮辱吗？一律叫“吃别人的刊物”得了。
有没有“吃自己的”主儿也看呢？有，我信。我也看，看画儿，练眼睛，上大街好瞧得清什么叫“裹得乱七八糟就出来了”。
都不是东西
有的时候我也不懂自己为什么这么阴暗，把别人干的事儿一律往坏处想。穷人出本书认定这人不甘寂寞，不守本分；名人说两句闲话就认定这人是装孙子，没话找话；媒体报道某人某事就说是炒作；导演拍部片子，卖钱了是傻子，不卖钱还是傻子。说来说去，就是不相信这人目的就是他正在干的这件事，一定要去打探、猜他后面的真正动机。其实自己想象力也有限，猜来猜去，无非是“名利”二字，某人想钱想疯了，某人想出名想疯了，得出这个结论，自己也踏实了，觉得把人家看穿了，进而把纷纭世相也看破了，如同小孩子问人吃的饭都到哪里去了，一定要追到厕所，追到粪坑，掀开粪井盖子看到鸡鸭鱼肉化作一池粪便，才算满足了求知欲。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这么苦大仇深？谁怎么你了？小时候遭了什么罪，为什么对一切都透出这么一股狠劲儿？
还真问住我了。我确实是没饿过肚子，没挨过暴打，想干吗干吗，一辈子净占便宜了，按一报还一报的古义，我应该感恩，施舍，到处说拜年话，见谁都笑眯眯，为来世垫砖铺路，当大善人才对。
想来想去是本性，本能，本人的德性。我是人，追名逐利的人，因而所有人都是追名逐利的人，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我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好人，而且被再三证明，于是十分失意地接受了现实。这时能多少对自己有些抚慰，不至于因此不爱活了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将同一逻辑逆推：所有人都不是好人，我是人，所以我只能不是好人。这么想显得事情有商量，一切都先天的，与人格品质无关的，不是不想当好人，是当不成，甚至可以把这归为人性，这样才算全乎人儿，好人才没人性呢！
实际上是自己先预备了答案，再去套所有人，非要列出和自己答案相等的算式，否定别人就是肯定自己，不说自己比别人优越吧，起码不比别人更坏——千万别有例外。
这么想惯了，好好的便眼露凶光，谁也没招你谁也没惹你就觉得已经被人严重对不起了。
这听上去像自我批评，准备改，不，我不是这意思，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没一个好东西，怎么想别人也不过分。所有自夸的、自以为正确的、在外招摇的，都是暗中夹带自己私利的，必须有人出来给他们添点恶心，别让他们觉得有一手遮天的好事，占多大便宜现多大眼，这不是洒狗血，是行使自然规律。
应该立法，取消所有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造成一种共识：公众人物，即是供公众嚼舌头的人物。这样，就剩下无耻之徒了，起码可以少一些爱得了便宜卖乖的假正经。
从一个流言说起
有人传，张艺谋的影片要被树成样板了。为了保他，有人做了手脚，使他的影片成为去年威尼斯和今年柏林两次影展唯一合法送展的大陆影片。这个流言中引述了一些因此失去机会的导演的抱怨，猛一听言之凿凿，细一想死无对证，闹开了，打起官司，只怕还是张家人赢。像大多数流言蜚语，这个流言也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我第二次听到人家讲这个事，树张为样板已被说成一种国际安排，流言中点了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说包括巩俐的柏林主席都是这家公司一手推动的，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越来越像一个标准谣言了。欧洲的文化事情能为美国人操纵，似乎是反常识的，但谁又能说钱、关系在“廉洁”的西方就不起作用？搞院外活动、替利益集团游说在美国也是一个合法的兴旺的行业。
这就是流言的可怕力量，它像科学幻想一样开拓人的思路。
在柏林开奖前，这个流言就预测：张肯定会得一个奖。传言者貌似了解内情，甚至援引参加过国际电影节评奖的专业人士的话讲：在一个评委会里，只要有一个评委坚持，就会平衡给他一个奖。外国人也是人，也不独中国人才讲面子。
《我的父亲母亲》果然得奖了，各报的报道十分混乱，《晨报》说是“特别奖”，评委会大奖给的是文德尔斯的《百万美元旅馆》；《晚报》则说张是“大奖”，文德尔斯得的是干巴巴
现在是不愁吃不愁穿，可毛病做下了，不往脸上涂点东西，穿成蜻蜓那样，就难受。也是先天长相不如男的，后天就要找补，随便从大街上抓十个男的十个女的，都给洗了，摆一块儿看看，就显出谁返祖现象来了。
说半天说什么呢？说时代一直不同，男女一直一样，哪有天生的女的？都是惯的。多少妇女在发奋？多少男的在乔装打扮？为什么有些男的会让人觉得像女的？他也是头一回洗脸的女猿人那一套，或油头粉面，或粘一肚子假胸毛，甭管照细了扮还是照糙了扮，都为骗吃骗喝。从找饭辙再不用拼体力时起，就不能拿性别说事儿了。再往后，我想就没人再用“男的”、“女的”这样含糊的，从生殖系统出发的，随便就冤枉了几百万人的命名划分人群了，科学的方法应该用“吃自己的”和“吃别人的”这样食物来源的不同，区别人口。像《世界都市》这类给那些爱洗脸的人看的杂志也不该叫“女性刊物”，那不是对本身供着小白脸自强不息的女性的侮辱吗？一律叫“吃别人的刊物”得了。
有没有“吃自己的”主儿也看呢？有，我信。我也看，看画儿，练眼睛，上大街好瞧得清什么叫“裹得乱七八糟就出来了”。
都不是东西
有的时候我也不懂自己为什么这么阴暗，把别人干的事儿一律往坏处想。穷人出本书认定这人不甘寂寞，不守本分；名人说两句闲话就认定这人是装孙子，没话找话；媒体报道某人某事就说是炒作；导演拍部片子，卖钱了是傻子，不卖钱还是傻子。说来说去，就是不相信这人目的就是他正在干的这件事，一定要去打探、猜他后面的真正动机。其实自己想象力也有限，猜来猜去，无非是“名利”二字，某人想钱想疯了，某人想出名想疯了，得出这个结论，自己也踏实了，觉得把人家看穿了，进而把纷纭世相也看破了，如同小孩子问人吃的饭都到哪里去了，一定要追到厕所，追到粪坑，掀开粪井盖子看到鸡鸭鱼肉化作一池粪便，才算满足了求知欲。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这么苦大仇深？谁怎么你了？小时候遭了什么罪，为什么对一切都透出这么一股狠劲儿？
还真问住我了。我确实是没饿过肚子，没挨过暴打，想干吗干吗，一辈子净占便宜了，按一报还一报的古义，我应该感恩，施舍，到处说拜年话，见谁都笑眯眯，为来世垫砖铺路，当大善人才对。
想来想去是本性，本能，本人的德性。我是人，追名逐利的人，因而所有人都是追名逐利的人，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我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好人，而且被再三证明，于是十分失意地接受了现实。这时能多少对自己有些抚慰，不至于因此不爱活了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将同一逻辑逆推：所有人都不是好人，我是人，所以我只能不是好人。这么想显得事情有商量，一切都先天的，与人格品质无关的，不是不想当好人，是当不成，甚至可以把这归为人性，这样才算全乎人儿，好人才没人性呢！
实际上是自己先预备了答案，再去套所有人，非要列出和自己答案相等的算式，否定别人就是肯定自己，不说自己比别人优越吧，起码不比别人更坏——千万别有例外。
这么想惯了，好好的便眼露凶光，谁也没招你谁也没惹你就觉得已经被人严重对不起了。
这听上去像自我批评，准备改，不，我不是这意思，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没一个好东西，怎么想别人也不过分。所有自夸的、自以为正确的、在外招摇的，都是暗中夹带自己私利的，必须有人出来给他们添点恶心，别让他们觉得有一手遮天的好事，占多大便宜现多大眼，这不是洒狗血，是行使自然规律。
应该立法，取消所有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造成一种共识：公众人物，即是供公众嚼舌头的人物。这样，就剩下无耻之徒了，起码可以少一些爱得了便宜卖乖的假正经。
从一个流言说起
有人传，张艺谋的影片要被树成样板了。为了保他，有人做了手脚，使他的影片成为去年威尼斯和今年柏林两次影展唯一合法送展的大陆影片。这个流言中引述了一些因此失去机会的导演的抱怨，猛一听言之凿凿，细一想死无对证，闹开了，打起官司，只怕还是张家人赢。像大多数流言蜚语，这个流言也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我第二次听到人家讲这个事，树张为样板已被说成一种国际安排，流言中点了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说包括巩俐的柏林主席都是这家公司一手推动的，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越来越像一个标准谣言了。欧洲的文化事情能为美国人操纵，似乎是反常识的，但谁又能说钱、关系在“廉洁”的西方就不起作用？搞院外活动、替利益集团游说在美国也是一个合法的兴旺的行业。
这就是流言的可怕力量，它像科学幻想一样开拓人的思路。
在柏林开奖前，这个流言就预测：张肯定会得一个奖。传言者貌似了解内情，甚至援引参加过国际电影节评奖的专业人士的话讲：在一个评委会里，只要有一个评委坚持，就会平衡给他一个奖。外国人也是人，也不独中国人才讲面子。
《我的父亲母亲》果然得奖了，各报的报道十分混乱，《晨报》说是“特别奖”，评委会大奖给的是文德尔斯的《百万美元旅馆》；《晚报》则说张是“大奖”，文德尔斯得的是干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