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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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幽幽地默默地想了几天之后，终于决定还是把自己并不幽默这个隐私公布出来，起码要说明我不是人们一般意义上想象的那种“幽默的人”，这样，我就不至于幽默的牙掉了，硬往不幽默的肚子里咽了。
首先说我在生活中不幽默。我脾气不好，感情冲动，遇事认真，宁死不屈。我从小就因顶撞父母经常挨打，结婚后对太太不会甜言蜜语，经常恶意挖苦，把对别人太太的蔑视和仇恨发泄到自己婆姨身上。对刚刚三岁的儿子不是呵斥就是打骂，其实他不过是《三字经》背得慢一点而已。打完了还要问：“你说爸爸为什么要打你？”儿子挥泪答道：“养不教，父之过。苟不教，性乃迁。”在社会上，我疾恶如仇，经常跟售货员、售票员吵架，帮助弱者报复强者，帮助警察抓坏人，谁要骗我的稿费，我就琢磨着是砸他家的窗户还是直接砸他的脑袋。
在工作上，我因为从小营养不良，智商不高，一直靠刻苦勤奋来“比学赶帮超”。我现在的工作是文学研究，我一向视文学为很庄严很高尚的事情，从未存过游戏文学的下流心理，连“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我都为之惋惜，常劝他们走出象牙之塔，投身改革洪流。我自己写的文字，一向以有立场、有个性自负，所谓的“幽默”，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有时是为了说得含蓄，有时是为了说得精练，有时是为了说得形象，总之，一定是为了一个另外的东西，绝不是为幽默而幽默。我自认为最好的文章，并非那些“幽默”之作。孔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我希望读者通过我的“幽默”去知味，去看到那幽默所指向的东西，看到我的严肃，我的认真，我的固执，我的迂腐，_我的愤激，我的忧伤，总之是看到我的“不幽默”。我这样说，并非否定幽默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希望读者不要买椟还珠，看看盒子还算漂亮，最好再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珠宝还是魔鬼。就比如写学校生活的那几篇文章，并不是我为了逗乐瞎编出来的，那就是我真实生活的记录，连细节都是真实的，我的老同学们读了都非常感动，还给我补充了不少新的材料。我写它们无非是怀念一种东西，弘扬一种东西，这同时当然就意味着拒斥某种东西，批判某种东西。到处都有读者问“毛嘉现在在哪儿？”“头猛现在干什么？”如果没有严肃和纯真在里面，我想再逗乐的“幽默”也会过目便忘的。
有些评论把我和钱钟书、马克·吐温比，这些善意的比较实在是害我，使我受到了不少的背后嘲骂和暗中怀恨。其实我是比不了他们的。我最敬仰鲁迅的文字，但我一辈子也学不到。钱钟书的博学和机智也是我学不到的，但他的幽默在立场问题上跟我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不想学他老人家。至于林语堂、梁实秋，我坦白地说一句：不喜欢。我真心想学习的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好像也很幽默，但他的代表作恰恰是并不幽默的、让人落泪的《骆驼祥子》。还有活着的王蒙和王朔，他们的作品也是以不幽默的更好。立志幽默的人，往往容易成为别人幽默的对象。所以我立志要严肃，非常“幽默”的严肃。当刽子手的子弹没有打中牛虻的心脏时，牛虻捂着伤口说：小伙子，沉着点，瞄准了打。你认为这是幽默吗？朋友，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幽默”吧，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你才会穿透语言的迷雾，在“严肃”与“幽默”之间，自由地翱翔。一时达不到这个境界也不要紧，只要你首先记住这句话：
我不幽默。
（此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10日，此后指定作者写幽默文章者渐少。）
语不坑人死不休
赵忠祥大叔的大书——《岁月随想》，在祖国各地的书肆地摊上已经随想了颇有些个岁月，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蒸蒸日上的表现之一，说明不管什么文化层次的劳动人民都可以写书出书，我们的扫盲事业已经从《夫妻识字》那种粉笔加黑板的苦难岁月，进化到“告别铅与火”的电子排版时代了。怪不得春节晚会上宋丹丹大婶激动地表示，要学习倪萍的《日子》，写它一本《月子》。这时导演给了赵忠祥和倪萍一个特写，看他们笑得多甜蜜，让人禁不住想唱黑咕隆咚天上，出呀么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可是，偏偏有好事者吹毛求庇，愣给《岁月随想》一书罗织了一大堆语法和印刷错误（详见《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16日第9版以及其他报刊其他版）。按照这些好事者的逻辑，凡国家正式出版物，尤其是印数达到一定规模，足可给出版者和作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的出版物，就必须表达清楚，没有语病，否则就属于假冒伪劣，坑害读者，可以到“消协”去揭发控诉。这种逻辑应该说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打成极左思潮，说你是破坏民主，反对自由，干扰市场经济。特别是，咱赵忠祥大叔是“全国第一脸”，把这张脸打肿了，全国人民都得跟着一齐充胖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赵大叔的大书写得应该还算是不丢人的，完全能够代表中央电视台的整体文化素质。我们不应该用学术著作的标准或者文学创作的标准去横挑鼻子竖挑眼。退一步说，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的文字质量又如何？内部人都清楚，那也是读着读着就要吃个沙子吞个小虫的。许多大书都以勘误表做陪嫁，结果勘误表还需要“再勘误”。我的
首先说我在生活中不幽默。我脾气不好，感情冲动，遇事认真，宁死不屈。我从小就因顶撞父母经常挨打，结婚后对太太不会甜言蜜语，经常恶意挖苦，把对别人太太的蔑视和仇恨发泄到自己婆姨身上。对刚刚三岁的儿子不是呵斥就是打骂，其实他不过是《三字经》背得慢一点而已。打完了还要问：“你说爸爸为什么要打你？”儿子挥泪答道：“养不教，父之过。苟不教，性乃迁。”在社会上，我疾恶如仇，经常跟售货员、售票员吵架，帮助弱者报复强者，帮助警察抓坏人，谁要骗我的稿费，我就琢磨着是砸他家的窗户还是直接砸他的脑袋。
在工作上，我因为从小营养不良，智商不高，一直靠刻苦勤奋来“比学赶帮超”。我现在的工作是文学研究，我一向视文学为很庄严很高尚的事情，从未存过游戏文学的下流心理，连“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我都为之惋惜，常劝他们走出象牙之塔，投身改革洪流。我自己写的文字，一向以有立场、有个性自负，所谓的“幽默”，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有时是为了说得含蓄，有时是为了说得精练，有时是为了说得形象，总之，一定是为了一个另外的东西，绝不是为幽默而幽默。我自认为最好的文章，并非那些“幽默”之作。孔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我希望读者通过我的“幽默”去知味，去看到那幽默所指向的东西，看到我的严肃，我的认真，我的固执，我的迂腐，_我的愤激，我的忧伤，总之是看到我的“不幽默”。我这样说，并非否定幽默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希望读者不要买椟还珠，看看盒子还算漂亮，最好再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珠宝还是魔鬼。就比如写学校生活的那几篇文章，并不是我为了逗乐瞎编出来的，那就是我真实生活的记录，连细节都是真实的，我的老同学们读了都非常感动，还给我补充了不少新的材料。我写它们无非是怀念一种东西，弘扬一种东西，这同时当然就意味着拒斥某种东西，批判某种东西。到处都有读者问“毛嘉现在在哪儿？”“头猛现在干什么？”如果没有严肃和纯真在里面，我想再逗乐的“幽默”也会过目便忘的。
有些评论把我和钱钟书、马克·吐温比，这些善意的比较实在是害我，使我受到了不少的背后嘲骂和暗中怀恨。其实我是比不了他们的。我最敬仰鲁迅的文字，但我一辈子也学不到。钱钟书的博学和机智也是我学不到的，但他的幽默在立场问题上跟我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不想学他老人家。至于林语堂、梁实秋，我坦白地说一句：不喜欢。我真心想学习的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好像也很幽默，但他的代表作恰恰是并不幽默的、让人落泪的《骆驼祥子》。还有活着的王蒙和王朔，他们的作品也是以不幽默的更好。立志幽默的人，往往容易成为别人幽默的对象。所以我立志要严肃，非常“幽默”的严肃。当刽子手的子弹没有打中牛虻的心脏时，牛虻捂着伤口说：小伙子，沉着点，瞄准了打。你认为这是幽默吗？朋友，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幽默”吧，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你才会穿透语言的迷雾，在“严肃”与“幽默”之间，自由地翱翔。一时达不到这个境界也不要紧，只要你首先记住这句话：
我不幽默。
（此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10日，此后指定作者写幽默文章者渐少。）
语不坑人死不休
赵忠祥大叔的大书——《岁月随想》，在祖国各地的书肆地摊上已经随想了颇有些个岁月，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蒸蒸日上的表现之一，说明不管什么文化层次的劳动人民都可以写书出书，我们的扫盲事业已经从《夫妻识字》那种粉笔加黑板的苦难岁月，进化到“告别铅与火”的电子排版时代了。怪不得春节晚会上宋丹丹大婶激动地表示，要学习倪萍的《日子》，写它一本《月子》。这时导演给了赵忠祥和倪萍一个特写，看他们笑得多甜蜜，让人禁不住想唱黑咕隆咚天上，出呀么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可是，偏偏有好事者吹毛求庇，愣给《岁月随想》一书罗织了一大堆语法和印刷错误（详见《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16日第9版以及其他报刊其他版）。按照这些好事者的逻辑，凡国家正式出版物，尤其是印数达到一定规模，足可给出版者和作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的出版物，就必须表达清楚，没有语病，否则就属于假冒伪劣，坑害读者，可以到“消协”去揭发控诉。这种逻辑应该说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打成极左思潮，说你是破坏民主，反对自由，干扰市场经济。特别是，咱赵忠祥大叔是“全国第一脸”，把这张脸打肿了，全国人民都得跟着一齐充胖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赵大叔的大书写得应该还算是不丢人的，完全能够代表中央电视台的整体文化素质。我们不应该用学术著作的标准或者文学创作的标准去横挑鼻子竖挑眼。退一步说，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的文字质量又如何？内部人都清楚，那也是读着读着就要吃个沙子吞个小虫的。许多大书都以勘误表做陪嫁，结果勘误表还需要“再勘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