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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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里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对自己人格的意识。“我有良心和思想，我是人”，“我的一块面包是我自己的，是用劳力挣来的”。社会的不公，贫富的对立使他愤懑，他意识到自己软弱，又不能有所作为，他告诉读者，“在一个最浅薄的人类天性里面有着多么美丽的、高贵的和神圣的东西”（别林斯基语）。陀氏把“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过程，十分清晰地展示给读者看。这是他比前辈们要更深刻的地方。
探索人的内心奥秘，是一条很复杂的路。重视文学社会历史作用的评论家们对他承袭俄罗斯文学写“小人物”传统褒奖有加的时候，陀氏却悄悄转向，把他的探索推进到人的“双重人格”母题上，创作了小说《双重人格》（又译《孪生兄弟》、《性格迥异的同貌人》等）。历来的小说都是善恶分明，在英国小说里有“happy ends”，就连法国巴尔扎克也未能免俗，总要在小说里分出这样的壁垒。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形象说明，善与恶常常会共同栖居在一个人身上，人的本性里就有兽性与人性，当兽性占上风的时候，就出现恶行，人性却支持着人的善行。在《双重人格》里，作者只是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因为在一个中篇里也不可能有太深入的开掘。这个旋律，还要在作家后来的长篇里作为回旋曲反反复复地出现。但这个中篇已经把问题十分明确地提了出来。当然引起评论界一片哗然，好像陀氏忽然误入歧途。这一点甚至影响着中国的评论界。其实只消读一下陀氏嗣后的作品，就能知道《双重人格》正是作家小说母题深化的一个前兆。《罪与罚》里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鬼》里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等，都对这一个重要母题有更深入的开拓。很难设想，如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没有“双重人格”的母题，小说的思想魅力和人物的生动个性将会是什么样子？
小说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和其他人文学科是处在同一发展长河中的，只是文学是借助着形象来表现和认识世界，它和哲学之借助于抽象和共性、概念和逻辑来演绎世界，至少在方法上是不同的。但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在不同的学科中却往往有着同步性。因为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进程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里用形象演绎的母题，却在后来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发现里得到了印证。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出生在一八四四年，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晚了二十三年，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权力意志》一书里的基本思想，陀氏在一八六六年出版的长篇《罪与罚》里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权力的思考，作了形象的表述。主人公基本上表达了“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的观念。
按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的人（平凡的人）……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类则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现新的见解。……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第二类人则永远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保持着这个世界，增加他们的数目；而第二类人推进这个世界……”“芸芸众生，人类中的普通材料，生存在世界上只是为着经过某种努力，通过某种……血统的交配而终于生出了多少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甚至一千人中只有一个。也许一万人中出一个，……几百万人中出几个天才，而伟大的天才，也许是世界上有了几十万人以后才出现的”，“真正的统治者，他才可以为所欲为，攻破土伦，在巴黎进行大屠杀，忘记在埃及的一支军队，在莫斯科远征中糟蹋了五十万条人命，……拿破仑、金字塔、滑铁卢……”这里说的几百万人中才能出一个的人，其实就是“超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这种人有权利昧着良心去逾越……某些障碍，但只是在为实现他的理想（有时对全人类来说也许是个救星）……如果开普勒、牛顿的发现，由于某些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够为大家所知道，除非牺牲一个，或者十个或者百个，或者更多妨碍者的生命，那么牛顿为使自己的发现能让全人类知道，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消灭这十个人或者百个人。”“立法者们和人类社会的建立者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他们也不怕流血，只要流血对他们有利，人类社会中多数这些超人和建立者都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所有这些人都是伟大的……”这类几十万以至几百万人中才有一个的“超人”可以使千千万万人毁灭，可以踏过尸体和血泊，人们却认为这是为人类造福。
常常有人说尼采的《权力意志》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但它的出现，距陀氏演绎理论和形象描绘这种事实，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人类的认识，都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进化到一个新的境地，有时是哲学家用推理和演绎的方法先作了预示，有时却由伟大的文学家用形象来先期作了表现。陀氏之所以伟大，还因为他要比弗洛伊德更早触及了人的“潜意识”。陀氏并没有提出任何理论，但是在他作品中的人物，有许多涉及潜意识的行为。他对弑父现象的描绘，梦境的暗示，人对自己行为的文饰作用，自虐倾向，甚至后来由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探讨的人在潜意识里的自卑意念的表现等许多问题
探索人的内心奥秘，是一条很复杂的路。重视文学社会历史作用的评论家们对他承袭俄罗斯文学写“小人物”传统褒奖有加的时候，陀氏却悄悄转向，把他的探索推进到人的“双重人格”母题上，创作了小说《双重人格》（又译《孪生兄弟》、《性格迥异的同貌人》等）。历来的小说都是善恶分明，在英国小说里有“happy ends”，就连法国巴尔扎克也未能免俗，总要在小说里分出这样的壁垒。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形象说明，善与恶常常会共同栖居在一个人身上，人的本性里就有兽性与人性，当兽性占上风的时候，就出现恶行，人性却支持着人的善行。在《双重人格》里，作者只是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因为在一个中篇里也不可能有太深入的开掘。这个旋律，还要在作家后来的长篇里作为回旋曲反反复复地出现。但这个中篇已经把问题十分明确地提了出来。当然引起评论界一片哗然，好像陀氏忽然误入歧途。这一点甚至影响着中国的评论界。其实只消读一下陀氏嗣后的作品，就能知道《双重人格》正是作家小说母题深化的一个前兆。《罪与罚》里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鬼》里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等，都对这一个重要母题有更深入的开拓。很难设想，如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没有“双重人格”的母题，小说的思想魅力和人物的生动个性将会是什么样子？
小说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和其他人文学科是处在同一发展长河中的，只是文学是借助着形象来表现和认识世界，它和哲学之借助于抽象和共性、概念和逻辑来演绎世界，至少在方法上是不同的。但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在不同的学科中却往往有着同步性。因为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进程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里用形象演绎的母题，却在后来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发现里得到了印证。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出生在一八四四年，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晚了二十三年，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权力意志》一书里的基本思想，陀氏在一八六六年出版的长篇《罪与罚》里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权力的思考，作了形象的表述。主人公基本上表达了“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的观念。
按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的人（平凡的人）……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类则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现新的见解。……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第二类人则永远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保持着这个世界，增加他们的数目；而第二类人推进这个世界……”“芸芸众生，人类中的普通材料，生存在世界上只是为着经过某种努力，通过某种……血统的交配而终于生出了多少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甚至一千人中只有一个。也许一万人中出一个，……几百万人中出几个天才，而伟大的天才，也许是世界上有了几十万人以后才出现的”，“真正的统治者，他才可以为所欲为，攻破土伦，在巴黎进行大屠杀，忘记在埃及的一支军队，在莫斯科远征中糟蹋了五十万条人命，……拿破仑、金字塔、滑铁卢……”这里说的几百万人中才能出一个的人，其实就是“超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这种人有权利昧着良心去逾越……某些障碍，但只是在为实现他的理想（有时对全人类来说也许是个救星）……如果开普勒、牛顿的发现，由于某些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够为大家所知道，除非牺牲一个，或者十个或者百个，或者更多妨碍者的生命，那么牛顿为使自己的发现能让全人类知道，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消灭这十个人或者百个人。”“立法者们和人类社会的建立者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他们也不怕流血，只要流血对他们有利，人类社会中多数这些超人和建立者都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所有这些人都是伟大的……”这类几十万以至几百万人中才有一个的“超人”可以使千千万万人毁灭，可以踏过尸体和血泊，人们却认为这是为人类造福。
常常有人说尼采的《权力意志》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但它的出现，距陀氏演绎理论和形象描绘这种事实，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人类的认识，都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进化到一个新的境地，有时是哲学家用推理和演绎的方法先作了预示，有时却由伟大的文学家用形象来先期作了表现。陀氏之所以伟大，还因为他要比弗洛伊德更早触及了人的“潜意识”。陀氏并没有提出任何理论，但是在他作品中的人物，有许多涉及潜意识的行为。他对弑父现象的描绘，梦境的暗示，人对自己行为的文饰作用，自虐倾向，甚至后来由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探讨的人在潜意识里的自卑意念的表现等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