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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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经常挂在自由主义者嘴边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要相信公权力”。与其说这是在妖魔化公权力，不如说是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公权力：首先，公权力和每个人一样都是理性经济人，拥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原始动机；其次，任何掌握公权力的人都部分地怀有为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的动机。所以休谟才会说：“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政府制度，以便即使在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我当然明白制度的稳定性要远甚于人格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我同样认为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面，你需要清算智识上的无明，更重要的是克服意志上的软弱。你当然可以选择向古人今人熟人亲人陌生人求助，但是归根结底，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依傍。就像本书的同名文章结尾处所说的，“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其实不管是从装睡中醒来，还是重新开始相信改变的可能，都是一种radicalchoice，这个“决定”何时做出，因何做出，做出之后需要承担哪些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取决于你自己，没人可以代笔。
我曾经一度认定，没有人可以仅凭一己之力站立，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个可以用尽全身气力去拥抱的对象，并且希望这个拥抱可以让自己变得安全、强大甚至完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同昂山素季的这个说法：“真正的改变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只有经历了如此这般的内在变化，你才会和自己停战，才能够学会“不自负、不迟疑、也不骄慢”地与世界媾和。小至个体，大到国家，概莫能外。
本书收录的文章虽然在时间上跨度有十年之久，在主题上貌似也是东拉西扯，既有时评政论、影评书评也有思想笔谈，但是归根结底，它们都存在着一种内省的视角，都隐晦地刻画了过去十年来我在思想与情感上的点滴变化。非常感谢天窗文化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愿意结集出版这些文章，虽然我并不清楚它们能给读者带去多少积极的影响。于我而言，重读这些文章，至少证明了我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因为虽然我时时感到“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但是我还是会忍不住偷偷地想，改变在发生呢。
是为序。
金斯堡得不到，阿曼达甩不掉
身为一个俗人，坏处是不知道该如何向别人解释自己。我的一个朋友，30岁辞职回家，自在逍遥之余，发现最让他尴尬的事情在于，除了年龄，找不出任何坐标。坐地铁容易过站，读网络小说，闲时喜欢啃指甲撕纸条以及在阳光下发呆，不吃韭菜不吃洋葱不吃狗肉和羊肉……所有这些鸡毛蒜皮、不知所谓的特征描述都很难拿出来与人分享，更不足以让一个人自为且强大。相比之下，能够毫无保留地投身于“主义”的人是幸福的。
电影《风声》结尾处，老式轿车穿行在“云深不知处”的山路上，画外音传来顾晓梦的遗言：“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我爱的人不知我因何而死，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这段遗言虽然是用“摩斯密码”偷运出来，但事实上，顾晓梦是大声地、一字一句地在向世界宣告“我——是——谁”。面对这段告白，一位网友坦承：“不能看……每看一遍泪奔一遍……”原著作者麦家的解释是这样的：“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
某种意义上，顾晓梦是有幸的。“民族已到存亡之际”，这几乎是一个让热血青年坚决赴死的不二理由，顾晓梦们可以笃定且幸福地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并在那个更高的存在者之中变得坚强，变得宽广。也正因为此，我总忍不住怀疑，让网友们泪奔不止的真正原因在于，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把自己交付出去，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或借口，那个曾经能够让我们“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的“信仰”不见了，每个人都提溜着无处安放的自我在人群中游荡……
麦家告诉我们，那个值得交付的对象“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要点在于要“让这个你终生信仰的‘人或组织’陪伴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这话说得真诚，但不知怎的，我总会想起2008年那个流行的段子：《色，戒》，女人是靠不住的；《投名状》，兄弟是靠不住的；《集结号》，组织是靠不住的。
这个春天有另外一部流行的电视剧《潜伏》，里面有一个叫做谢若林的家伙，自称没有主义没有信仰一心一意只做谍报生意。谢若林有一段台词很经典：“这未来和平了，就没有主义了，有什么呢？只有钱，你信不信？”我们应该
我当然明白制度的稳定性要远甚于人格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我同样认为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面，你需要清算智识上的无明，更重要的是克服意志上的软弱。你当然可以选择向古人今人熟人亲人陌生人求助，但是归根结底，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依傍。就像本书的同名文章结尾处所说的，“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其实不管是从装睡中醒来，还是重新开始相信改变的可能，都是一种radicalchoice，这个“决定”何时做出，因何做出，做出之后需要承担哪些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取决于你自己，没人可以代笔。
我曾经一度认定，没有人可以仅凭一己之力站立，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个可以用尽全身气力去拥抱的对象，并且希望这个拥抱可以让自己变得安全、强大甚至完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同昂山素季的这个说法：“真正的改变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只有经历了如此这般的内在变化，你才会和自己停战，才能够学会“不自负、不迟疑、也不骄慢”地与世界媾和。小至个体，大到国家，概莫能外。
本书收录的文章虽然在时间上跨度有十年之久，在主题上貌似也是东拉西扯，既有时评政论、影评书评也有思想笔谈，但是归根结底，它们都存在着一种内省的视角，都隐晦地刻画了过去十年来我在思想与情感上的点滴变化。非常感谢天窗文化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愿意结集出版这些文章，虽然我并不清楚它们能给读者带去多少积极的影响。于我而言，重读这些文章，至少证明了我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因为虽然我时时感到“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但是我还是会忍不住偷偷地想，改变在发生呢。
是为序。
金斯堡得不到，阿曼达甩不掉
身为一个俗人，坏处是不知道该如何向别人解释自己。我的一个朋友，30岁辞职回家，自在逍遥之余，发现最让他尴尬的事情在于，除了年龄，找不出任何坐标。坐地铁容易过站，读网络小说，闲时喜欢啃指甲撕纸条以及在阳光下发呆，不吃韭菜不吃洋葱不吃狗肉和羊肉……所有这些鸡毛蒜皮、不知所谓的特征描述都很难拿出来与人分享，更不足以让一个人自为且强大。相比之下，能够毫无保留地投身于“主义”的人是幸福的。
电影《风声》结尾处，老式轿车穿行在“云深不知处”的山路上，画外音传来顾晓梦的遗言：“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我爱的人不知我因何而死，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这段遗言虽然是用“摩斯密码”偷运出来，但事实上，顾晓梦是大声地、一字一句地在向世界宣告“我——是——谁”。面对这段告白，一位网友坦承：“不能看……每看一遍泪奔一遍……”原著作者麦家的解释是这样的：“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
某种意义上，顾晓梦是有幸的。“民族已到存亡之际”，这几乎是一个让热血青年坚决赴死的不二理由，顾晓梦们可以笃定且幸福地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并在那个更高的存在者之中变得坚强，变得宽广。也正因为此，我总忍不住怀疑，让网友们泪奔不止的真正原因在于，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把自己交付出去，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或借口，那个曾经能够让我们“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的“信仰”不见了，每个人都提溜着无处安放的自我在人群中游荡……
麦家告诉我们，那个值得交付的对象“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要点在于要“让这个你终生信仰的‘人或组织’陪伴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这话说得真诚，但不知怎的，我总会想起2008年那个流行的段子：《色，戒》，女人是靠不住的；《投名状》，兄弟是靠不住的；《集结号》，组织是靠不住的。
这个春天有另外一部流行的电视剧《潜伏》，里面有一个叫做谢若林的家伙，自称没有主义没有信仰一心一意只做谍报生意。谢若林有一段台词很经典：“这未来和平了，就没有主义了，有什么呢？只有钱，你信不信？”我们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