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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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余则成当时没听信他，否则后来千千万万个余则成就没有了赚钱的机会。当然，为了不让谢若林妖言惑众，我们也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揭露谢若林的自相矛盾之处——他其实也是有主义“护体”的人，这类人一般被称作拜金主义者。
谢若林也好，余则成、顾晓梦也罢，人这一生，迟早会把自己交付给一个比自己更高的存在者，或者上帝，或者组织，或者爱人、诗歌、金钱，以及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主义……问题在于，你在交付之前，是不是经过百转千回的痛苦思索和挣扎？在交付之后，在那个更高的存在者的阴影下面，你能否还保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怀疑和反思？太过轻易地委身于人，总让人怀疑之前的挣扎缺乏真诚。交付之后便意志坚定地把它当作福音传递他人，则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蒙昧，哪怕它以信仰的面目呈现。
那天上网溜达，看朋友写她的朋友，说：“她是这样一个人：和平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同性婚姻支持者、动物保护主义者、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也就是一个西方的自由左派。”女孩儿叫做Amanda，听说她快要和她的男友掰了，原因是两人激辩了大半夜，都没说服对方同性恋到底是natural（自然的）还是unnatural（不自然的）。Amanda在反省：“我反应过度了吗？”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我拿着这把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爱你的‘妈妈’”——这是疯人院里的母亲给金斯堡最后的便条。
我知道金斯堡没有听他妈妈的话，我希望Amanda不会和她的男友分手。
（2009 年）
让我们担忧我们的童真吧
这年冬天我在牛津大学访学，每天下午从哲学系的图书馆出门右转，沿石子路向西，百米开外左手边的Merton学院，70年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曾在这里就读。
在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里，杨先生回忆说，当年牛津大学校规森严，晚10点后禁止学生光顾附近的小酒馆，天性好玩的他多次超出规定时间返校，或者翻墙而入，或者从运煤通道滑行而入。
70年弹指一挥，而今斯人已逝，留下包括《红楼梦》在内的皇皇千万言译著。出于好奇，我上网搜索百度百科之牛津知名校友录，始终没有找到杨宪益的名字。与约翰?洛克、雪莱、T.S.艾略特、史蒂芬?霍金、比尔?克林顿同列其中的中国人只有两位，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钱锺书先生，一个是仍旧在读的薄瓜瓜同学。
我不知道杨宪益是否有资格成为牛津的知名校友，我所知道的是，1994年3月他荣膺香港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一道获此殊荣的还有特雷莎修女。好玩的是，杨宪益为此写诗自嘲：“相鼠有皮真闹剧，沐猴而冠好威风。”1965年，杨夫人戴乃迭女士曾经在歌颂伟大领袖的英文译稿上写下评语：Childish（幼稚的）！我猜想杨宪益断然不会在意“牛津知名校友”这样的虚名，倘若他知道这个榜单，一定也会用“Childish”一笑置之。
Childish虽然不是什么好词，但也不算太严厉的谴责，无非是幼稚、愚蠢而已。在爱人的眼里，一个幼稚愚蠢的男人没准还是可爱成分多一点，尽管历史反复提醒我们，一大群幼稚愚蠢的成年人聚在一起，常会折腾出史无前例的闹剧乃至悲剧。我的英国房东Nick告诉我，相比Childish的负面意义，另一个词Na?ve有时候倒是语含褒扬的，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品行思想“天真”或者“率直”，以至于英文里有“Beautiful na?ve”（美丽的童真）的说法。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随秦可卿入上房内间歇息，劈头看见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极为不爽，立时大叫：“快出去！快出去！”在我看来，贾宝玉的反应够Childish，但还称不上na?ve，与Beautiful就更加没有关系。对于成人世界之脏乱差的生理性反应，每一个少年人都曾经体验过，只可惜此类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通常不会长久，迟早总要消耗殆尽。宝玉躲得了对联，却躲不开无所不在的世道与人心，到头来只能削发归隐，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王夫之的“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相比之下，杨宪益虽然身世坎坷，其很多行为却真正称得上是“Beautiful na?ve”。1981年杨宪益随团访问爱尔兰，在告别晚会上，爱尔兰方面由一个歌唱家演唱了一首婉转动人的情歌《丹尼男孩》，作为回应中方代表团合唱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杨宪益回忆说，因为团里没有专业歌手，所以“听众们有礼貌地鼓掌，但不热烈”。杨当时觉得“让晚会如此结束实在太糟了”，于是他自告奋勇提出也要唱那首《丹尼男孩》。结果时年68岁的杨宪益拿着临时借来的歌词，借着酒劲尽情地高唱起来。“我的演唱获得完全的成功，听众们向我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大家纷纷站起来，跟我一起唱……有些女士甚至感动得流下热泪。我这么说可能会给读者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我的嗓音一定很美，但事实上，满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抓准了那个晚会的根本精神：充满友情和非常愉快……”
晚年的杨宪益曾经做诗《自
谢若林也好，余则成、顾晓梦也罢，人这一生，迟早会把自己交付给一个比自己更高的存在者，或者上帝，或者组织，或者爱人、诗歌、金钱，以及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主义……问题在于，你在交付之前，是不是经过百转千回的痛苦思索和挣扎？在交付之后，在那个更高的存在者的阴影下面，你能否还保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怀疑和反思？太过轻易地委身于人，总让人怀疑之前的挣扎缺乏真诚。交付之后便意志坚定地把它当作福音传递他人，则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蒙昧，哪怕它以信仰的面目呈现。
那天上网溜达，看朋友写她的朋友，说：“她是这样一个人：和平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同性婚姻支持者、动物保护主义者、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也就是一个西方的自由左派。”女孩儿叫做Amanda，听说她快要和她的男友掰了，原因是两人激辩了大半夜，都没说服对方同性恋到底是natural（自然的）还是unnatural（不自然的）。Amanda在反省：“我反应过度了吗？”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我拿着这把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爱你的‘妈妈’”——这是疯人院里的母亲给金斯堡最后的便条。
我知道金斯堡没有听他妈妈的话，我希望Amanda不会和她的男友分手。
（2009 年）
让我们担忧我们的童真吧
这年冬天我在牛津大学访学，每天下午从哲学系的图书馆出门右转，沿石子路向西，百米开外左手边的Merton学院，70年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曾在这里就读。
在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里，杨先生回忆说，当年牛津大学校规森严，晚10点后禁止学生光顾附近的小酒馆，天性好玩的他多次超出规定时间返校，或者翻墙而入，或者从运煤通道滑行而入。
70年弹指一挥，而今斯人已逝，留下包括《红楼梦》在内的皇皇千万言译著。出于好奇，我上网搜索百度百科之牛津知名校友录，始终没有找到杨宪益的名字。与约翰?洛克、雪莱、T.S.艾略特、史蒂芬?霍金、比尔?克林顿同列其中的中国人只有两位，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钱锺书先生，一个是仍旧在读的薄瓜瓜同学。
我不知道杨宪益是否有资格成为牛津的知名校友，我所知道的是，1994年3月他荣膺香港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一道获此殊荣的还有特雷莎修女。好玩的是，杨宪益为此写诗自嘲：“相鼠有皮真闹剧，沐猴而冠好威风。”1965年，杨夫人戴乃迭女士曾经在歌颂伟大领袖的英文译稿上写下评语：Childish（幼稚的）！我猜想杨宪益断然不会在意“牛津知名校友”这样的虚名，倘若他知道这个榜单，一定也会用“Childish”一笑置之。
Childish虽然不是什么好词，但也不算太严厉的谴责，无非是幼稚、愚蠢而已。在爱人的眼里，一个幼稚愚蠢的男人没准还是可爱成分多一点，尽管历史反复提醒我们，一大群幼稚愚蠢的成年人聚在一起，常会折腾出史无前例的闹剧乃至悲剧。我的英国房东Nick告诉我，相比Childish的负面意义，另一个词Na?ve有时候倒是语含褒扬的，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品行思想“天真”或者“率直”，以至于英文里有“Beautiful na?ve”（美丽的童真）的说法。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随秦可卿入上房内间歇息，劈头看见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极为不爽，立时大叫：“快出去！快出去！”在我看来，贾宝玉的反应够Childish，但还称不上na?ve，与Beautiful就更加没有关系。对于成人世界之脏乱差的生理性反应，每一个少年人都曾经体验过，只可惜此类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通常不会长久，迟早总要消耗殆尽。宝玉躲得了对联，却躲不开无所不在的世道与人心，到头来只能削发归隐，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王夫之的“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相比之下，杨宪益虽然身世坎坷，其很多行为却真正称得上是“Beautiful na?ve”。1981年杨宪益随团访问爱尔兰，在告别晚会上，爱尔兰方面由一个歌唱家演唱了一首婉转动人的情歌《丹尼男孩》，作为回应中方代表团合唱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杨宪益回忆说，因为团里没有专业歌手，所以“听众们有礼貌地鼓掌，但不热烈”。杨当时觉得“让晚会如此结束实在太糟了”，于是他自告奋勇提出也要唱那首《丹尼男孩》。结果时年68岁的杨宪益拿着临时借来的歌词，借着酒劲尽情地高唱起来。“我的演唱获得完全的成功，听众们向我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大家纷纷站起来，跟我一起唱……有些女士甚至感动得流下热泪。我这么说可能会给读者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我的嗓音一定很美，但事实上，满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抓准了那个晚会的根本精神：充满友情和非常愉快……”
晚年的杨宪益曾经做诗《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