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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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情节，层层包覆令人不胜唏嘘的人生真貌，这是《刀锋》最成功的地方。
故事主轴创建在拉里与未婚妻伊莎贝尔的观念冲突之上。伊莎贝尔认为追求知识“听起来不太实用”，投入职场才是男人应尽的责任。她对滞留巴黎的拉里说：“你是美国人，并不属于这里……欧洲玩完了，我们是全世界最伟大、最强大的民族。”拉里为“解答明知解决不了的问题”，拒绝成家立业，实在不成体统——“男人就该工作，这才是人生的目的，也才是造福社会的方法”。
若伊莎贝尔代表实用主义，她家财万贯的舅舅艾略特则象征着物质主义。这位美国大亨常年在欧洲挥霍，捐钱助人只为掩饰对生命的无知；在欧洲置产过着浮华生活，也仅为麻痹对死亡的恐惧。毛姆眼中的欧洲，充斥着许多沉沦与腐化的人物，故事的最后，在法国蔚蓝海岸发生的那场骇人命案，更加深化了美丽世界的丑陋。
《刀锋》背景设于一九一九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现代史最动荡的年代。书中所刻画的众生相，显然都是乱世的产物。这段历史期间，欧洲许多国家都有战事发生，斯大林、希特勒等强权崛起，大英帝国衰退，西方社会问题严重。书中人物游走于巴黎、伦敦与其他欧洲大城，虽不见战火余烬，实已悄然卷入另一拨历史巨变。
相较于欧洲不安的局势，两次大战期间，美国逐渐壮大，成为繁荣国家。不过，一九二九年华尔街股市崩盘，造成长达十年的经济大萧条，引发严重的政经与社会问题。当欧洲动乱之际，追求功利的美国梦也逐渐显露丑恶的一面。一九四九年阿瑟·米勒发表《推销员之死》，推销员的长子坚持做自己、不做美国梦，实与同时期的《刀锋》有异曲同工之妙。
沉默的结局
现实生活里，毛姆与拉里一样，心底都有沉重的秘密。毛姆虽结婚生子，却多年隐藏同性恋的身份。同性恋在当时的英国是可受公诉的罪行。一八九五年，毛姆二十一岁时，剧作家王尔德因同性恋受审，遭受极大屈辱。此事对毛姆有深远影响，日后他善于处理不伦、丑闻、肉欲等违背道德的禁忌题材，其创作动机应出自内心深层的呐喊。
毛姆为逃避英国社会与文化的压抑，长年旅居国外，甚至定居于法国蔚蓝海岸的小镇。他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可能是因为东方对身体与欲望的看法，有别于讲求原罪的西方。
一九三八年，毛姆为亲身了解印度教的内涵，特地远赴印度搜集资料，并前往金奈附近一处静修院，拜见圣哲拉马纳·马哈希。等待期间，毛姆突感身体不适，当场昏倒。马哈希得知这个消息，前去探望，不发一语与毛姆对望半小时。圣哲最后说：“沉默也是一种对话。”毛姆深获启发。
拉里“漫长的旅程，起始于对邪恶的叩问”。他在乱世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在遥远的东方接受静思的洗礼：“象神大师常说沉默也是种对话。”他懵懂求知期间，经历男女荒唐事；悟道后，计划返回美国，“回去过活”，可是，竟“从此无消无息”。拉里是否与作家一样，内心深处都有挣脱不了的束缚、俗世眼中不可告人的“邪恶”？
有些疑问“可能原本就没有答案”，这应是毛姆最后无法论断拉里功过的缘故：“拉里的故事到此为止，固然不尽完美，我也莫可奈何。”对读者而言，也是如此。《刀锋》结局沉默的余音中，人性的枷锁再现，无从解脱。
第一章
1
我以前动笔写小说时，从未像这回这般焦虑。我之所以称其为小说，纯粹因为不晓得还能怎么归类，既没什么故事可说，又非以死亡或婚姻作结。死亡终结一切，因此常用来结束故事。但以婚姻作结也十分妥切，凡是通情达理之人，都懂得避免揶揄公认的圆满结局。一般人仰赖天生直觉，认为既然结了婚，故事便可画上句点。男女主角经过命运百般捉弄，最后终成眷属，达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焦点遂转移至下一代。但我无法给读者这种交代。本书集结了我对一位男性友人的回忆，我俩数度密切来往，只是每回都相隔许久，故不清楚他在之间的遭遇。我或许能凭空杜撰情节，借此填补那些空白，好让故事更加连贯，但我无意于此，只想就印象所及加以记录。
多年前，我写了本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素材取自法国知名画家高更的生平，我凭着对他粗浅的了解，动用小说家的特权，虚构不少桥段来描写笔下人物。在本书中，我并没有这么做。书中没有任何虚构。为了避免给仍健在的当事人带来困扰，凡是故事中出现的人物，我都另取姓名，也尽力修改任何可供辨认的细节。我笔下的主人翁并非名人，可能永远默默无名；他的生命走到尽头时，或许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犹如掷入河中的石子，不过暂时溅起水面涟漪；故本书若承蒙读者青睐，只会读到故事本身的趣味。不过，有鉴于他服膺的生活方式，以及刚强与亲和兼具的奇特性格，对同袍的影响或将与日俱增，后世的人也将发觉，这时代曾有一位奇人。届时这位主人翁的身份想必不言自明，若欲稍微了解他早年的生活，在书中或许会找到答案。本书固然有其局限，但日后可能有人想替他作传，兴许不失为实用的参考来源。
我在此也要坦承，书中所有对话并非逐字逐句的记录。我从未在任何场合做过谈话的笔记，但切身相关的事倒记得清楚。对话
故事主轴创建在拉里与未婚妻伊莎贝尔的观念冲突之上。伊莎贝尔认为追求知识“听起来不太实用”，投入职场才是男人应尽的责任。她对滞留巴黎的拉里说：“你是美国人，并不属于这里……欧洲玩完了，我们是全世界最伟大、最强大的民族。”拉里为“解答明知解决不了的问题”，拒绝成家立业，实在不成体统——“男人就该工作，这才是人生的目的，也才是造福社会的方法”。
若伊莎贝尔代表实用主义，她家财万贯的舅舅艾略特则象征着物质主义。这位美国大亨常年在欧洲挥霍，捐钱助人只为掩饰对生命的无知；在欧洲置产过着浮华生活，也仅为麻痹对死亡的恐惧。毛姆眼中的欧洲，充斥着许多沉沦与腐化的人物，故事的最后，在法国蔚蓝海岸发生的那场骇人命案，更加深化了美丽世界的丑陋。
《刀锋》背景设于一九一九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现代史最动荡的年代。书中所刻画的众生相，显然都是乱世的产物。这段历史期间，欧洲许多国家都有战事发生，斯大林、希特勒等强权崛起，大英帝国衰退，西方社会问题严重。书中人物游走于巴黎、伦敦与其他欧洲大城，虽不见战火余烬，实已悄然卷入另一拨历史巨变。
相较于欧洲不安的局势，两次大战期间，美国逐渐壮大，成为繁荣国家。不过，一九二九年华尔街股市崩盘，造成长达十年的经济大萧条，引发严重的政经与社会问题。当欧洲动乱之际，追求功利的美国梦也逐渐显露丑恶的一面。一九四九年阿瑟·米勒发表《推销员之死》，推销员的长子坚持做自己、不做美国梦，实与同时期的《刀锋》有异曲同工之妙。
沉默的结局
现实生活里，毛姆与拉里一样，心底都有沉重的秘密。毛姆虽结婚生子，却多年隐藏同性恋的身份。同性恋在当时的英国是可受公诉的罪行。一八九五年，毛姆二十一岁时，剧作家王尔德因同性恋受审，遭受极大屈辱。此事对毛姆有深远影响，日后他善于处理不伦、丑闻、肉欲等违背道德的禁忌题材，其创作动机应出自内心深层的呐喊。
毛姆为逃避英国社会与文化的压抑，长年旅居国外，甚至定居于法国蔚蓝海岸的小镇。他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可能是因为东方对身体与欲望的看法，有别于讲求原罪的西方。
一九三八年，毛姆为亲身了解印度教的内涵，特地远赴印度搜集资料，并前往金奈附近一处静修院，拜见圣哲拉马纳·马哈希。等待期间，毛姆突感身体不适，当场昏倒。马哈希得知这个消息，前去探望，不发一语与毛姆对望半小时。圣哲最后说：“沉默也是一种对话。”毛姆深获启发。
拉里“漫长的旅程，起始于对邪恶的叩问”。他在乱世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在遥远的东方接受静思的洗礼：“象神大师常说沉默也是种对话。”他懵懂求知期间，经历男女荒唐事；悟道后，计划返回美国，“回去过活”，可是，竟“从此无消无息”。拉里是否与作家一样，内心深处都有挣脱不了的束缚、俗世眼中不可告人的“邪恶”？
有些疑问“可能原本就没有答案”，这应是毛姆最后无法论断拉里功过的缘故：“拉里的故事到此为止，固然不尽完美，我也莫可奈何。”对读者而言，也是如此。《刀锋》结局沉默的余音中，人性的枷锁再现，无从解脱。
第一章
1
我以前动笔写小说时，从未像这回这般焦虑。我之所以称其为小说，纯粹因为不晓得还能怎么归类，既没什么故事可说，又非以死亡或婚姻作结。死亡终结一切，因此常用来结束故事。但以婚姻作结也十分妥切，凡是通情达理之人，都懂得避免揶揄公认的圆满结局。一般人仰赖天生直觉，认为既然结了婚，故事便可画上句点。男女主角经过命运百般捉弄，最后终成眷属，达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焦点遂转移至下一代。但我无法给读者这种交代。本书集结了我对一位男性友人的回忆，我俩数度密切来往，只是每回都相隔许久，故不清楚他在之间的遭遇。我或许能凭空杜撰情节，借此填补那些空白，好让故事更加连贯，但我无意于此，只想就印象所及加以记录。
多年前，我写了本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素材取自法国知名画家高更的生平，我凭着对他粗浅的了解，动用小说家的特权，虚构不少桥段来描写笔下人物。在本书中，我并没有这么做。书中没有任何虚构。为了避免给仍健在的当事人带来困扰，凡是故事中出现的人物，我都另取姓名，也尽力修改任何可供辨认的细节。我笔下的主人翁并非名人，可能永远默默无名；他的生命走到尽头时，或许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犹如掷入河中的石子，不过暂时溅起水面涟漪；故本书若承蒙读者青睐，只会读到故事本身的趣味。不过，有鉴于他服膺的生活方式，以及刚强与亲和兼具的奇特性格，对同袍的影响或将与日俱增，后世的人也将发觉，这时代曾有一位奇人。届时这位主人翁的身份想必不言自明，若欲稍微了解他早年的生活，在书中或许会找到答案。本书固然有其局限，但日后可能有人想替他作传，兴许不失为实用的参考来源。
我在此也要坦承，书中所有对话并非逐字逐句的记录。我从未在任何场合做过谈话的笔记，但切身相关的事倒记得清楚。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