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三部曲2：受伤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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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就来到了印度。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我们家在德里住了五百年了。”这话在欧洲会被当成吹牛，在印度可不是。这是个正派人家，一向正派，他们的姓氏“古来氏”②显示着这家人几个世纪以来履行的宗教职务。家中一员进入行政部门工作，这打破了继承了八百年的静止的传统。年轻人把他的家庭与那些穆斯林石匠和采石工的家庭作了对比，那些是莫卧儿③宫殿与清真寺建造者们的后代，在德里，他们仍然围坐在沙·贾汗④的贾玛寺，像祖先们一样，他们是穷困潦倒、衣衫褴褛的工匠。每个人面前都放上了祖传手艺的工具，期待受到雇佣，准备为什么人去修建一座德里新城。
二十世纪后期的印度看起来依然故我，仍然固守着自己的文明，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独立的含义远不只是英国人的离开。独立的印度，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度，纯粹的印度历史在很久以前就结束了。随着“紧急状态”的出现，人们已经有必要抗拒新的印度衰亡的恐惧了。
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度。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我离它那么近却又那么远。我的祖先一百年前从恒河平原迁出，在世界另一边的特立尼达，他们和其他人建立了印度人社群，我在那里长大。那个社群与甘地一八九三年在南非所见相比，结构更为单一，与印度本土也更加隔绝。
印度，这个我一九六二年第一次探访的国度，对我而言是一块十分陌生的土地。一百年的时间足以洗净我许多印度式的宗教态度。不具备这样的态度，对印度的悲苦就几乎无法承受—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印度给我的这种陌生感，来确定是什么把我从这个国家分离，同时，也明白了我这样一个来自微小而遥远的新世界社群的人的“印度式”的态度，与那些仍然认为印度是个整体的人的态度会有多么大的差异。
对印度的探究，即使仅仅是对“紧急状态”的探究，很快就不局限于政治层面了。它不得不成为对印度姿态的探究，不得不成为对文明本身的探究（正如它现在所是）。尽管我在印度是个陌生人，但这项探究的起点却正是我自己—这比书中所表达出的还多。因为，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带着婴儿时期的瞬间印象一样，我身上也一直存留着古老印度的梦幻记忆，它来自延续至我童年时代的家庭仪式与惯例，它为我勾勒出了一个已经全然消失的世界。
比如，我知道牲祭之美对雅利安人是非常重要的。牲祭将烹饪转化为一种仪式：最初烹饪的东西（通常是一个未发酵的特制的小圆面饼）总是被献给火神，只有用露天的灶火才可以。放弃这个习俗（如果我现在试图谈及那种对孩子来说只是暂时的错误），就是弃绝了土地与古老大地之间的联系，那最本源的东西。早饭前的晨礼，点灯前的晚礼，这些一个接一个的礼仪与宗教相连，而宗教又像是一种对历史的感悟。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大地和宇宙的敬畏，需要在以后以另外的方式被重新发现。
童年时的习俗是神秘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祖母房中神龛里光滑的卵石—它与其他家当一起被我祖父一路从印度带来—其实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卵石代表了更为露骨的圆形石柱。而剖开南瓜定要以男人之手操刀又是为什么呢？我一度认为这一祭祀仪式暗含着性的因素，因为南瓜自上而下可以对分的外形。而就在最近，这本书的写作即将完成的时候，我才了解到更令人吃惊的真实情况。在孟加拉及与其毗邻的地方，南瓜是一种代替活牲祭祀的蔬菜，因此男人之手是必需的。在印度，我知道我是个陌生人，但我渐渐明白，我对印度的记忆，那些存在于我特立尼达童年里的印度的记忆，是地上的一扇通向深不可测的历史的门户。
<u>①</u>现为巴基斯坦的一个省。
<u>②</u>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出生时期在麦加居统治地位的部落，主要由十个部族组成，其中一些因其成员在早期伊斯兰教中居显要地位而闻名。
<u>③</u>莫卧儿帝国（1526－1857），由帖木儿的后裔创建于印度北部的伊斯兰国家。
<u>④</u>沙·贾汗（Shah Jehan，1592－1666），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1628－1658），在位时征服了德干高原上的各国，兴建了泰姬陵和德里新城。
第一章 旧有平衡
<h4 >1</h4>
有时的旧印度，那个许多印度人喜欢谈论的古老而永恒的印度，似乎就这样延续着。上次大战时，一些正在接受化学战训练的英国士兵在这个国家偏远的南部一座印度教千年古刹附近驻扎。寺庙里饲养着一条鳄鱼，士兵们出于可理解的原因射杀了它。他们还以某种形式（也许仅仅是他们的出现本身）亵渎了寺庙。士兵们很快就走了，英国人也纷纷离开了印度。现在距离那次亵渎事件已有三十多年，在另一次紧急状态时期，寺庙得到了翻修，一座新的神像被安置其中。
在被赋予生命和注入法力之前，这样的雕像不过是雕刻师院子里的摆设，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大小、材质以及工匠的手艺。印度教偶像来自古老的世界，他们体现着深奥，有时是庄严的概念，而且必须以特定的规范被塑造。印度教的偶像形象在今天不可能得到发展
二十世纪后期的印度看起来依然故我，仍然固守着自己的文明，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独立的含义远不只是英国人的离开。独立的印度，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度，纯粹的印度历史在很久以前就结束了。随着“紧急状态”的出现，人们已经有必要抗拒新的印度衰亡的恐惧了。
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度。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我离它那么近却又那么远。我的祖先一百年前从恒河平原迁出，在世界另一边的特立尼达，他们和其他人建立了印度人社群，我在那里长大。那个社群与甘地一八九三年在南非所见相比，结构更为单一，与印度本土也更加隔绝。
印度，这个我一九六二年第一次探访的国度，对我而言是一块十分陌生的土地。一百年的时间足以洗净我许多印度式的宗教态度。不具备这样的态度，对印度的悲苦就几乎无法承受—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印度给我的这种陌生感，来确定是什么把我从这个国家分离，同时，也明白了我这样一个来自微小而遥远的新世界社群的人的“印度式”的态度，与那些仍然认为印度是个整体的人的态度会有多么大的差异。
对印度的探究，即使仅仅是对“紧急状态”的探究，很快就不局限于政治层面了。它不得不成为对印度姿态的探究，不得不成为对文明本身的探究（正如它现在所是）。尽管我在印度是个陌生人，但这项探究的起点却正是我自己—这比书中所表达出的还多。因为，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带着婴儿时期的瞬间印象一样，我身上也一直存留着古老印度的梦幻记忆，它来自延续至我童年时代的家庭仪式与惯例，它为我勾勒出了一个已经全然消失的世界。
比如，我知道牲祭之美对雅利安人是非常重要的。牲祭将烹饪转化为一种仪式：最初烹饪的东西（通常是一个未发酵的特制的小圆面饼）总是被献给火神，只有用露天的灶火才可以。放弃这个习俗（如果我现在试图谈及那种对孩子来说只是暂时的错误），就是弃绝了土地与古老大地之间的联系，那最本源的东西。早饭前的晨礼，点灯前的晚礼，这些一个接一个的礼仪与宗教相连，而宗教又像是一种对历史的感悟。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大地和宇宙的敬畏，需要在以后以另外的方式被重新发现。
童年时的习俗是神秘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祖母房中神龛里光滑的卵石—它与其他家当一起被我祖父一路从印度带来—其实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卵石代表了更为露骨的圆形石柱。而剖开南瓜定要以男人之手操刀又是为什么呢？我一度认为这一祭祀仪式暗含着性的因素，因为南瓜自上而下可以对分的外形。而就在最近，这本书的写作即将完成的时候，我才了解到更令人吃惊的真实情况。在孟加拉及与其毗邻的地方，南瓜是一种代替活牲祭祀的蔬菜，因此男人之手是必需的。在印度，我知道我是个陌生人，但我渐渐明白，我对印度的记忆，那些存在于我特立尼达童年里的印度的记忆，是地上的一扇通向深不可测的历史的门户。
<u>①</u>现为巴基斯坦的一个省。
<u>②</u>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出生时期在麦加居统治地位的部落，主要由十个部族组成，其中一些因其成员在早期伊斯兰教中居显要地位而闻名。
<u>③</u>莫卧儿帝国（1526－1857），由帖木儿的后裔创建于印度北部的伊斯兰国家。
<u>④</u>沙·贾汗（Shah Jehan，1592－1666），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1628－1658），在位时征服了德干高原上的各国，兴建了泰姬陵和德里新城。
第一章 旧有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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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的旧印度，那个许多印度人喜欢谈论的古老而永恒的印度，似乎就这样延续着。上次大战时，一些正在接受化学战训练的英国士兵在这个国家偏远的南部一座印度教千年古刹附近驻扎。寺庙里饲养着一条鳄鱼，士兵们出于可理解的原因射杀了它。他们还以某种形式（也许仅仅是他们的出现本身）亵渎了寺庙。士兵们很快就走了，英国人也纷纷离开了印度。现在距离那次亵渎事件已有三十多年，在另一次紧急状态时期，寺庙得到了翻修，一座新的神像被安置其中。
在被赋予生命和注入法力之前，这样的雕像不过是雕刻师院子里的摆设，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大小、材质以及工匠的手艺。印度教偶像来自古老的世界，他们体现着深奥，有时是庄严的概念，而且必须以特定的规范被塑造。印度教的偶像形象在今天不可能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