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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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选辑》(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A Documentary Collection,New York,Norton,1999)。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史景迁著作的中文译本,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专书,质量则良莠不齐,有好有坏。有鉴于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刘瑞琳女士想出一个方案,策划集中所有中文译本,邀请郑培凯做主编,选择优秀可靠的译本为底本,重新校订出版。郑培凯与史景迁商议此事,立即获得他的首肯。广西师大出版社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取得史景迁全部著作的中文翻译版权,也让郑培凯感到可以借此得赎前愆,完成二十年前未遂的心愿,可以亲自监督校订工作,参与翻译大计。然而兹事体大,怕自己精力有限,不能逐字逐句校读所有的篇章,无法照顾得面面俱到,便特别延请了研究翻译学的鄢秀,共同担任主编,同心协力,校阅选出的译本。
在校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优秀的译本,也难免鲁鱼亥豕之误。若是笔误或排印的问题,便直接在校阅之中一一更正。还有一些个别的小错,是译者误读了原文,我们便效法古人校雠之意,经过彼此核对原文之后,尽量保持译文语句,稍作改译,以符合原文之意。
我们在校读的过程中,发现最难处理的,是译文如何忠实表现史景迁原书的风貌。史景迁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优美秀丽,时有隽永笔触,如画龙点睛,衬托出历史人物的特质或历史事件的关键,使读者会心,印象深刻,感到有余不尽。我们看到的各种译本,虽然有的难以摆脱欧化语法,大体上都还能忠实原作,在“信”与“达”方面,差强人意。但若说到文辞的“雅”,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本,也因为过于堆砌辞藻,而显得文句华丽繁复,叠床架屋,是与原著风格有一定差距的。由于译本出于众手,每位译者都有自己的文字表达风格,因此,我们校读不同的译本,只能改正一些排版的错误与翻译的误读,无法另起炉灶,进行全面的文体风格校订。
翻译实在是难事,连严复都说,“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真要挑剔起来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作为史景迁系列作品的主编,当然要向原作者、译者及读者负责,尽心尽力,精益求精,作为学术功德,完成这项计划,为中国读者提供一套最为精审的译本。我们也希望,读这套译本的中国读者,要体谅翻译的限制,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到原作的神韵,体会原作的惨淡经营,又能出以行云流水的笔调,向我们诉说中国近代历史与人物。故事原来都是我们的,听史景迁说起来,却是如此动听,如此精彩,如此引人入胜。

致 谢
我在努力理解洪秀全的多层世界时,得到了许多朋友和学者的帮助。他们毋需对本书的结构体系及史实或推想方面可能含有的讹误感到负有责任,但我希望他们能接受我的感谢。王庆成是一位十分热心的指点者,在我1991、1993年两次访问北京及随后他本人访问美国期间,他让我分享了他个人丰富的太平天国藏书,为我解惑无数,并介绍我结识了他以前的研究生夏春涛,他与王先生一样学识渊博、为人慷慨。我还要感谢王庆成的是,承蒙他的帮助,我的太太金安平和我得以会晤了她祖父金毓黻的几位从前的同仁和弟子,令我们领略到了这位已故学者的大家风范。王先生还介绍我结识了另一位主要的大平天国史学者钟文典。钟文典在桂林对我关照有加,并赐教了许多有关客家人的观点。他还妥善地安排了我赴桂平的行程,向我推荐了陪同访问金田的向导黄伟林。承蒙黄先生的热情,我生平第一次品尝了醇郁芳香的桂平壁虎酒;也是在他的陪同下,在广西炎热燥闷的夏天,我有幸见识了紫荆山群麓茂绿丛中的那些时隐时现的涓涓细流。在南京,这座凌乱伸展、尘雾弥漫而又赤日炎炎的扬子江江畔古城,当我寻古访幽,力图感受那个已消逝的天国圣地的气息时,是茅家琦和朱庆葆充当了我的灵魂引导师。似乎是为了给我上述的所有这些寻访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Willie Ruff在又一个夏日开着他那辆火红色的保时捷带我驶进了田纳西州的谢尔比维尔,让我看一看浸礼会传道士罗孝全在19世纪30年代潜心传教的地方。罗孝全后来听到了前往中国传道的召唤,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得以向未来的太平天国天王传授《圣经》。
我还要特别惑谢下面这些人:Judy Chiu-ti Liu在中文基督教文献和中国典籍方面拥有广博的学识,她在我研读新发现的太平天国预言书籍和早期新教皈依者梁阿发的小册子时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引导;Laura McDaniel查阅了浸礼会档案中有关罗孝全的资料,并在国家档案馆查找了有关叛教者和外交官的资料;Min Ye、Richard Menard、Hong Xiang和她的丈夫Che Wei、梁侃、Wen-wen Liu、Yar and Mei Woo、Nicholas Spence和其他一些人提供了指点和翻译的帮助。许多研究所和图书馆的人员也始终给予我极大的帮助,这里所指的不仅有耶鲁大学的各个部门,也有哈佛大学、纽约、华盛顿特区的诸多单位,还包括一些海外机构——特别是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