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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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者身上来表达慰藉，但是人死是不可能复生的。在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中，死亡把人带到了终点：
<blockquote>进此屋者永不可出，</blockquote><blockquote>入此路者永不可还，</blockquote><blockquote>进入此屋永无光亮。<small>3</small></blockquote>
但是约自公元前1500年起，被称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或作Zarathustra）的波斯先知创立了一种信仰模式，我们称之为“千年盛世说”，向人许诺了一个臻于至善的世界，混沌消弭，和平万代，由一位不受挑战的神灵统治没有改变的国度。<small>4</small>这些信念动人心弦，力量极大，也渗入许多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透过叙利亚—巴勒斯坦各部族，又启发了杰里迈亚、但以理、以西结等人做先知式的预言，这些犹太教先知又影响了拿撒勒的耶稣和《启示录》的作者。这些经师和先知预见，在新世界实现之前，两股力量会有一场天启式的殊死争斗，善的力量历尽艰难之后，终将胜利，而恶的力量则将从世界消失。
中国后来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而且就我们所知，这个转变是独立衍发的。中国人一直接受物质相生相灭的观念，成于公元前1000年的《易经》是最有名的说明。照《易经》的说法，创造的力量至多“或跃在渊”。若是发生冲突，“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而世间事物如火，“焚如，死如，弃如”<small>5</small>。成于公元前5世纪的《老子》影响后世中国人极大，在书中，相生、相克和天道无常的概念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在所有存在形态中，“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small>6</small>。
这些观念看似根深蒂固，但也逐渐有所变化，各个文明都有这个情形。《老子》的经文有歧异，含义也差异很大，到了公元2世纪，“太平道”的观念伴随着“天师道”的观念开始在中国生根，便是应经文的歧异而生。这些宗教运动有其救世的成分，企求一个至高的救世主，解世人于灾厄，开创太平世道，结束以往的一切。公元2世纪的一部经文中有“僮儿为群……吾自移运当世之时，简滓（择）良民，不须自去，端质守身，吾自知之”<small>7</small>。
在公元3世纪到6世纪之间，随着道教各种门派和传入中国的佛教相互补充加强，这些天启式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明确而强烈。疫病饥荒四起，君主暴虐无道，洪涝时有所闻，在在说明毁灭之日不远矣。只有少数人在天上救星及其在世间的代表带领下，才能躲过这场浩劫。大难结束之后，虔诚的信徒聚在一起，共组桃花源，过着安详和谐的生活。<small>8</small>
自彼时以降，千年盛世的思想和天启式的信仰始终活跃，而且中外皆然。无论在中国或欧洲，倡导这些信仰的人将之同激进的政治与平权主张相连结，从穷人中吸收到信徒无数，每隔一段时间就率领他们与国家作武力对抗。在中国，从10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期里，朝廷常将这类起事归咎于“白莲教”的教众，但其实在白莲教教众之间并没有统一的中心教旨，他们只是一群彼此冲突、相互竞争的宣教和反抗群体<small>9</small>。
在欧洲，宗教改革之后仍有许多支千年盛世派别挑战罗马教廷，而且力量更为猛烈。清教徒的理想转到北美殖民地的沃土，乍看之下找到了建立各种“新耶路撒冷”和“祈祷之城”的完美环境。虽然那些抨击过分自由和平等的人仍然在为这个世界的末日提出新的时程，并以“联邦主义者的千年盛世论”（federalist millennialism<small>10</small>），让《圣经》中《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所展现的世界如在眼前，但是这种理想面对18世纪的现实，势力已不如从前。这些信仰的力量在19世纪初透过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而带到中国，并强化了原先来自英伦三岛和中欧的福音派新教传教士的讯息。到了1830年代初，这些新势力在华南扎了根，将与中国固有文化一同争相影响年轻的洪秀全。本书就是要讲述这番因缘际会的结果。
我有幸承简又文的教诲，接触到太平天国史的各个层面；简先生是研究这场奇异起义的大学者之一，恩师芮玛丽（Mary C．Wright）在60年代末邀请简先生访问耶鲁，以期他能将那部洋洋洒洒的三卷本太平天国史简写成一本英文书册<small>11</small>。我当时虽然很迷太平天国史，但是这二十年我压根没想过会去写太平天国。在大陆，除了简又文之外，还有几百位历史学家和编辑人员在从事太平天国研究，这是因为共产党当局把太平天国看成社会主义者的原型，他们的经验可作为革命的借镜，而且太平天国的失败也说明：如果没有纪律严明的马列政党来领导，这类农民起义不可能竟其功。而且，几乎所有现存已知的太平天国文献都已译成英文，不难找到；我以前以为，太平天国的相
<blockquote>进此屋者永不可出，</blockquote><blockquote>入此路者永不可还，</blockquote><blockquote>进入此屋永无光亮。<small>3</small></blockquote>
但是约自公元前1500年起，被称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或作Zarathustra）的波斯先知创立了一种信仰模式，我们称之为“千年盛世说”，向人许诺了一个臻于至善的世界，混沌消弭，和平万代，由一位不受挑战的神灵统治没有改变的国度。<small>4</small>这些信念动人心弦，力量极大，也渗入许多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透过叙利亚—巴勒斯坦各部族，又启发了杰里迈亚、但以理、以西结等人做先知式的预言，这些犹太教先知又影响了拿撒勒的耶稣和《启示录》的作者。这些经师和先知预见，在新世界实现之前，两股力量会有一场天启式的殊死争斗，善的力量历尽艰难之后，终将胜利，而恶的力量则将从世界消失。
中国后来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而且就我们所知，这个转变是独立衍发的。中国人一直接受物质相生相灭的观念，成于公元前1000年的《易经》是最有名的说明。照《易经》的说法，创造的力量至多“或跃在渊”。若是发生冲突，“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而世间事物如火，“焚如，死如，弃如”<small>5</small>。成于公元前5世纪的《老子》影响后世中国人极大，在书中，相生、相克和天道无常的概念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在所有存在形态中，“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small>6</small>。
这些观念看似根深蒂固，但也逐渐有所变化，各个文明都有这个情形。《老子》的经文有歧异，含义也差异很大，到了公元2世纪，“太平道”的观念伴随着“天师道”的观念开始在中国生根，便是应经文的歧异而生。这些宗教运动有其救世的成分，企求一个至高的救世主，解世人于灾厄，开创太平世道，结束以往的一切。公元2世纪的一部经文中有“僮儿为群……吾自移运当世之时，简滓（择）良民，不须自去，端质守身，吾自知之”<small>7</small>。
在公元3世纪到6世纪之间，随着道教各种门派和传入中国的佛教相互补充加强，这些天启式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明确而强烈。疫病饥荒四起，君主暴虐无道，洪涝时有所闻，在在说明毁灭之日不远矣。只有少数人在天上救星及其在世间的代表带领下，才能躲过这场浩劫。大难结束之后，虔诚的信徒聚在一起，共组桃花源，过着安详和谐的生活。<small>8</small>
自彼时以降，千年盛世的思想和天启式的信仰始终活跃，而且中外皆然。无论在中国或欧洲，倡导这些信仰的人将之同激进的政治与平权主张相连结，从穷人中吸收到信徒无数，每隔一段时间就率领他们与国家作武力对抗。在中国，从10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期里，朝廷常将这类起事归咎于“白莲教”的教众，但其实在白莲教教众之间并没有统一的中心教旨，他们只是一群彼此冲突、相互竞争的宣教和反抗群体<small>9</small>。
在欧洲，宗教改革之后仍有许多支千年盛世派别挑战罗马教廷，而且力量更为猛烈。清教徒的理想转到北美殖民地的沃土，乍看之下找到了建立各种“新耶路撒冷”和“祈祷之城”的完美环境。虽然那些抨击过分自由和平等的人仍然在为这个世界的末日提出新的时程，并以“联邦主义者的千年盛世论”（federalist millennialism<small>10</small>），让《圣经》中《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所展现的世界如在眼前，但是这种理想面对18世纪的现实，势力已不如从前。这些信仰的力量在19世纪初透过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而带到中国，并强化了原先来自英伦三岛和中欧的福音派新教传教士的讯息。到了1830年代初，这些新势力在华南扎了根，将与中国固有文化一同争相影响年轻的洪秀全。本书就是要讲述这番因缘际会的结果。
我有幸承简又文的教诲，接触到太平天国史的各个层面；简先生是研究这场奇异起义的大学者之一，恩师芮玛丽（Mary C．Wright）在60年代末邀请简先生访问耶鲁，以期他能将那部洋洋洒洒的三卷本太平天国史简写成一本英文书册<small>11</small>。我当时虽然很迷太平天国史，但是这二十年我压根没想过会去写太平天国。在大陆，除了简又文之外，还有几百位历史学家和编辑人员在从事太平天国研究，这是因为共产党当局把太平天国看成社会主义者的原型，他们的经验可作为革命的借镜，而且太平天国的失败也说明：如果没有纪律严明的马列政党来领导，这类农民起义不可能竟其功。而且，几乎所有现存已知的太平天国文献都已译成英文，不难找到；我以前以为，太平天国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