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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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苏联过去为什么未能成为全球领导者。
我对“冷战”“帝国”和“失败的”这些词的使用是很谨慎的，因为它们有些反映的是美国和西方的视角。对历史的解读永远不会是中立的，而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完全支配了当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此外，我是在苏联长大的，出生于莫斯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接受的教育。因此我清楚，关于冷战国际史，美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等之间看问题的视角存在着差异。拙著展示了苏联人的视角。不过，我尽力将苏联人的观点、动机和行为置于一种宽广的国际关系背景中，以说明为什么有时苏联显得那么成功，有时莫斯科又犯下拙劣的错误。
借用卡尔·马克思的话，历史学家们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书写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书写历史。我生于1958年，当时正值中苏同盟的高潮，其后我经历了中苏失和的低潮。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80年代初与美国的激烈对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苏联的解体，这些都令人难以忘怀。25年前，我的俄罗斯朋友们对西方，对“文明国家共同体”，对美国的善意，曾经充满热情与信任。如今，同样是这些朋友，有人已对西方和美国失去了信任，甚至还怀有敌意。这些急剧的变化对于作为历史学家的我的成长来说，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们让我懂得，过犹不及，不要贸然得出结论。
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失败呢？本书的读者将会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依我之见，当初苏联雄心勃勃，想要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结果使自己承担了过多的全球义务。莫斯科未能建立起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可以与西方共同体成功竞争的国际共同体。最后几代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并试图结束冷战：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是以缓和的形式，在戈尔巴乔夫是以“欧洲大家庭”及与中国和解的形式。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导致了经济、政治和金融的崩溃。金融方面是个关键。苏联在自然资源方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却并未学会人类文明久已学会的东西，即如何利用贸易和实业去积累金融财富。
苏联失败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中的退化。在斯大林之后，这种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结果，苏联的共产主义堕落成一套空洞的说辞，无法起到激励人们——无论老少，也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和农民——心灵和精神的作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没有成为苏联的柱石，所以在政治改革与动荡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中失去自身的合法性也就不足为奇。它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撂在了一边。
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很多。他们中许多都是我的朋友。我过去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现在仍然如此。我也得益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最近对中国在冷战中的角色的发现非常有趣。先是作为盟友和朋友，然后又作为对手和敌人，中国在苏联人的想象中拥有突出的地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发现要留待将来去讨论了。历史学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是永远不会终结的讨论。
英文版序（一）
俄罗斯的复仇
苏维埃帝国的瓦解在地缘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上，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作为最后的超级大国，美国成了国际秩序的中心。必胜主义论调在西方甚嚣尘上，几乎所有来自前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都眼巴巴地指望着华盛顿的援助、保护和建议。而在华盛顿，人们一致认为，东欧各国和俄罗斯正在美国顾问的引导下朝着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方向“过渡”。这也曾是俄罗斯的期盼。
在美国的领导下，获得胜利并且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西方开始东扩，吸纳那些传统上具有强烈亲西方取向的东欧国家。甚至在1989年欧洲分裂局面结束之前，这些国家就已开始偷偷摸摸地转向西方。欧盟的扩大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最具建设性的新发展。建立共同欧洲的计划以及追求现代与繁荣的愿望，帮助化解了困扰着大陆东部的德国与波兰、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历史恩怨。在过去，这些新成员国大多都是被当作想从大国餐桌上讨得一些残羹剩饭的帝国行省、卫星国或二等国家来对待的，有些甚至从来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加入欧盟让这些国家在精神上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帮助它们抵消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由于令人痛苦的衰退而带来的影响。按规则办事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从政治上确保了后极权主义体制向民主体制的顺利过渡。“新”欧洲与“老”欧洲的一体化，用没有贸易保护主义和签证壁垒的共同空间取代了“铁幕”。
1989年后，美国扮演了为欧洲安全提供保证的角色。1996年，美国支持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从那以后，北约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欧洲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它的行列。按照挪威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的有名的说法，美国在冷战期间曾扮演过“受邀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的角色。而此时北约在接着扮演这样的角色。2004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
我对“冷战”“帝国”和“失败的”这些词的使用是很谨慎的，因为它们有些反映的是美国和西方的视角。对历史的解读永远不会是中立的，而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完全支配了当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此外，我是在苏联长大的，出生于莫斯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接受的教育。因此我清楚，关于冷战国际史，美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等之间看问题的视角存在着差异。拙著展示了苏联人的视角。不过，我尽力将苏联人的观点、动机和行为置于一种宽广的国际关系背景中，以说明为什么有时苏联显得那么成功，有时莫斯科又犯下拙劣的错误。
借用卡尔·马克思的话，历史学家们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书写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书写历史。我生于1958年，当时正值中苏同盟的高潮，其后我经历了中苏失和的低潮。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80年代初与美国的激烈对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苏联的解体，这些都令人难以忘怀。25年前，我的俄罗斯朋友们对西方，对“文明国家共同体”，对美国的善意，曾经充满热情与信任。如今，同样是这些朋友，有人已对西方和美国失去了信任，甚至还怀有敌意。这些急剧的变化对于作为历史学家的我的成长来说，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们让我懂得，过犹不及，不要贸然得出结论。
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失败呢？本书的读者将会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依我之见，当初苏联雄心勃勃，想要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结果使自己承担了过多的全球义务。莫斯科未能建立起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可以与西方共同体成功竞争的国际共同体。最后几代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并试图结束冷战：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是以缓和的形式，在戈尔巴乔夫是以“欧洲大家庭”及与中国和解的形式。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导致了经济、政治和金融的崩溃。金融方面是个关键。苏联在自然资源方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却并未学会人类文明久已学会的东西，即如何利用贸易和实业去积累金融财富。
苏联失败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中的退化。在斯大林之后，这种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结果，苏联的共产主义堕落成一套空洞的说辞，无法起到激励人们——无论老少，也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和农民——心灵和精神的作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没有成为苏联的柱石，所以在政治改革与动荡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中失去自身的合法性也就不足为奇。它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撂在了一边。
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很多。他们中许多都是我的朋友。我过去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现在仍然如此。我也得益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最近对中国在冷战中的角色的发现非常有趣。先是作为盟友和朋友，然后又作为对手和敌人，中国在苏联人的想象中拥有突出的地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发现要留待将来去讨论了。历史学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是永远不会终结的讨论。
英文版序（一）
俄罗斯的复仇
苏维埃帝国的瓦解在地缘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上，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作为最后的超级大国，美国成了国际秩序的中心。必胜主义论调在西方甚嚣尘上，几乎所有来自前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都眼巴巴地指望着华盛顿的援助、保护和建议。而在华盛顿，人们一致认为，东欧各国和俄罗斯正在美国顾问的引导下朝着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方向“过渡”。这也曾是俄罗斯的期盼。
在美国的领导下，获得胜利并且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西方开始东扩，吸纳那些传统上具有强烈亲西方取向的东欧国家。甚至在1989年欧洲分裂局面结束之前，这些国家就已开始偷偷摸摸地转向西方。欧盟的扩大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最具建设性的新发展。建立共同欧洲的计划以及追求现代与繁荣的愿望，帮助化解了困扰着大陆东部的德国与波兰、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历史恩怨。在过去，这些新成员国大多都是被当作想从大国餐桌上讨得一些残羹剩饭的帝国行省、卫星国或二等国家来对待的，有些甚至从来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加入欧盟让这些国家在精神上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帮助它们抵消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由于令人痛苦的衰退而带来的影响。按规则办事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从政治上确保了后极权主义体制向民主体制的顺利过渡。“新”欧洲与“老”欧洲的一体化，用没有贸易保护主义和签证壁垒的共同空间取代了“铁幕”。
1989年后，美国扮演了为欧洲安全提供保证的角色。1996年，美国支持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从那以后，北约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欧洲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它的行列。按照挪威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的有名的说法，美国在冷战期间曾扮演过“受邀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的角色。而此时北约在接着扮演这样的角色。2004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