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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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尼亚加入北约。一战后受到排挤二战后又被斯大林化的中、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终于交上了好运。
事实证明，对于原苏联的中亚各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是俄罗斯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作为苏联最大的继承国，俄罗斯联邦在1992年获得承认，成为苏联的合法继承者。新俄罗斯不但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席位，还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苏联债务。由于其地理位置再加上辽阔的疆域，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对于俄罗斯来说都不合适。华盛顿、莫斯科——尤其是伦敦和柏林的国务活动家及外交官们，不会忘记北约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的名言：该同盟的目的是要“让美国人进来，俄国人出去，德国人躺下”。克林顿政府曾向俄罗斯人保证说，这句话不再适用了，而且还主动提出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建立特殊的伙伴关系。俄罗斯接受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极为孱弱，其领导层似乎急不可耐地想加入西方的序列而不管条件如何。然而，俄罗斯的行为很快就开始让西方失望了。
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的眼里，俄罗斯未能实现共产主义崩溃后他们所期待的那种“过渡”。叶利钦政府——西方国家为之提供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帮助——对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试图像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一蹴而就地建立市场经济。这一政策带来的伤害和争议比在东欧国家还要严重。克里姆林宫的经济改革家们一心想让俄罗斯摆脱国家集权主义的苦难并防止共产党东山再起，所以就迅速将庞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些国有资产最后大部分都落到了犯罪集团和少数与政府官僚机构有勾连的大企业寡头手中。俄罗斯的经济萎缩了2/5还多，这样的衰退比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遭遇的还要严重。国家的各个领域，包括军工综合体的几十个大型产业集团和技术城市，都因失去资金而凋敝。改革家们未能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失去毕生积蓄的俄罗斯人就从卢布逃向美元。苏联时代全面的社会服务体系，从免费幼儿园到免费医疗和带薪休假，一夜之间都消失了。暴力犯罪猛增，平均寿命也从70岁骤降至65岁。俄罗斯人口急剧减少。它的科学与工程以及教育与文化都在挨饿，只是靠美国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少数西方基金会的资助才得以保全。15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才干的俄罗斯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原因而移居国外。叶利钦推行的改革所忽视的不仅有俄罗斯社会，还有国家制度。从苏联解体中产生的这个国家非常虚弱，无力征税，也不能进行有效而必要的市场改革。腐败之风如海啸一般席卷俄罗斯。俄罗斯军队的状况也令人扼腕。它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至于1994～1996年间在车臣山区输给了分离主义分子的非正规部队。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家们就像其东欧同行一样，以为政治会按照卡尔·马克思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以为资本主义的新俄罗斯将会建立起西式的民主制度。相反，正如有些专家曾经警告的那样，经济变化带来的令人痛苦的冲击在俄罗斯社会引发了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反应，人们反对叶利钦政权及其“民主”道路。俄罗斯与波兰、捷克或波罗的海各国的情况不同，在那里，全国性的强烈的亲西方共识抵消了这种反应。而在俄罗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感召力，连同鼓吹其优越性的政治党派和领导人一起垮掉了。主张采取有力手段恢复“秩序”并保护普通公民不受寡头和犯罪分子侵害的呼声越来越高。观察家们开始担心，由于经济受挫和宗主国自尊心受到伤害，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有大爆发，结果就会出现一个“魏玛共和国式的俄罗斯”（Weimar Russia）。1999年，这一切开始影响到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反美情绪急速增长：在俄罗斯的大众意识中，在知识界的精英中，冷战结束时对美国抱有的明显好感和正面印象都消失了。俄罗斯政府不但没有仿效美国人和美国社会，还开始拒斥“华盛顿共识”——后者在经济上强制要求进行令人休克的转型，政治上则要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它还对美国的智慧及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说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俄罗斯，那有点夸大其词，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表现出来的日益強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美国的对俄政策是要负责的。冷战期间，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苏联的扩张主义采取了谨慎的遏制政策，明智地构建起“自由世界”以对抗共产主义集团并在冷战胜利后领导西方扩大自己的范围。不过，对于俄罗斯，美国缺乏远见卓识，缺乏具有连贯性的战略。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俄罗斯在战略上没有被摆到重要的位置。当共产党在莫斯科不会卷土重来这一点变得明朗之后，俄罗斯就从美国的电视屏幕和报纸的前几页中消失了。从中国到中东的其他地区的发展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其次，美国的对俄政策所面向的，与其说是未来，不如说是过去。在美国，许多个人和集团仍然在用充满怀疑和偏见的目光看待俄罗斯揪住苏联和沙皇时代的过去不放。在他们那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制度和古拉格的形象、对犹太人集体迫害的记忆以及有关
事实证明，对于原苏联的中亚各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是俄罗斯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作为苏联最大的继承国，俄罗斯联邦在1992年获得承认，成为苏联的合法继承者。新俄罗斯不但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席位，还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苏联债务。由于其地理位置再加上辽阔的疆域，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对于俄罗斯来说都不合适。华盛顿、莫斯科——尤其是伦敦和柏林的国务活动家及外交官们，不会忘记北约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的名言：该同盟的目的是要“让美国人进来，俄国人出去，德国人躺下”。克林顿政府曾向俄罗斯人保证说，这句话不再适用了，而且还主动提出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建立特殊的伙伴关系。俄罗斯接受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极为孱弱，其领导层似乎急不可耐地想加入西方的序列而不管条件如何。然而，俄罗斯的行为很快就开始让西方失望了。
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的眼里，俄罗斯未能实现共产主义崩溃后他们所期待的那种“过渡”。叶利钦政府——西方国家为之提供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帮助——对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试图像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一蹴而就地建立市场经济。这一政策带来的伤害和争议比在东欧国家还要严重。克里姆林宫的经济改革家们一心想让俄罗斯摆脱国家集权主义的苦难并防止共产党东山再起，所以就迅速将庞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些国有资产最后大部分都落到了犯罪集团和少数与政府官僚机构有勾连的大企业寡头手中。俄罗斯的经济萎缩了2/5还多，这样的衰退比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遭遇的还要严重。国家的各个领域，包括军工综合体的几十个大型产业集团和技术城市，都因失去资金而凋敝。改革家们未能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失去毕生积蓄的俄罗斯人就从卢布逃向美元。苏联时代全面的社会服务体系，从免费幼儿园到免费医疗和带薪休假，一夜之间都消失了。暴力犯罪猛增，平均寿命也从70岁骤降至65岁。俄罗斯人口急剧减少。它的科学与工程以及教育与文化都在挨饿，只是靠美国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少数西方基金会的资助才得以保全。15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才干的俄罗斯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原因而移居国外。叶利钦推行的改革所忽视的不仅有俄罗斯社会，还有国家制度。从苏联解体中产生的这个国家非常虚弱，无力征税，也不能进行有效而必要的市场改革。腐败之风如海啸一般席卷俄罗斯。俄罗斯军队的状况也令人扼腕。它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至于1994～1996年间在车臣山区输给了分离主义分子的非正规部队。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家们就像其东欧同行一样，以为政治会按照卡尔·马克思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以为资本主义的新俄罗斯将会建立起西式的民主制度。相反，正如有些专家曾经警告的那样，经济变化带来的令人痛苦的冲击在俄罗斯社会引发了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反应，人们反对叶利钦政权及其“民主”道路。俄罗斯与波兰、捷克或波罗的海各国的情况不同，在那里，全国性的强烈的亲西方共识抵消了这种反应。而在俄罗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感召力，连同鼓吹其优越性的政治党派和领导人一起垮掉了。主张采取有力手段恢复“秩序”并保护普通公民不受寡头和犯罪分子侵害的呼声越来越高。观察家们开始担心，由于经济受挫和宗主国自尊心受到伤害，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有大爆发，结果就会出现一个“魏玛共和国式的俄罗斯”（Weimar Russia）。1999年，这一切开始影响到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反美情绪急速增长：在俄罗斯的大众意识中，在知识界的精英中，冷战结束时对美国抱有的明显好感和正面印象都消失了。俄罗斯政府不但没有仿效美国人和美国社会，还开始拒斥“华盛顿共识”——后者在经济上强制要求进行令人休克的转型，政治上则要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它还对美国的智慧及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说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俄罗斯，那有点夸大其词，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表现出来的日益強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美国的对俄政策是要负责的。冷战期间，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苏联的扩张主义采取了谨慎的遏制政策，明智地构建起“自由世界”以对抗共产主义集团并在冷战胜利后领导西方扩大自己的范围。不过，对于俄罗斯，美国缺乏远见卓识，缺乏具有连贯性的战略。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俄罗斯在战略上没有被摆到重要的位置。当共产党在莫斯科不会卷土重来这一点变得明朗之后，俄罗斯就从美国的电视屏幕和报纸的前几页中消失了。从中国到中东的其他地区的发展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其次，美国的对俄政策所面向的，与其说是未来，不如说是过去。在美国，许多个人和集团仍然在用充满怀疑和偏见的目光看待俄罗斯揪住苏联和沙皇时代的过去不放。在他们那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制度和古拉格的形象、对犹太人集体迫害的记忆以及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