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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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们》。弗罗丽·弗兰肯，又叫纳尔杜斯，我父亲则称她“弗罗”，是一位荷兰画家的女儿，她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突尼斯度过的。之后，她来到巴黎，经常光顾蒙巴纳斯街区。一九三八年，她卷进一起社会丑闻，被传到轻罪法庭，到一九四〇年，她嫁给日本演员早川雪洲。在占领时期，她同电影《阿塔朗特》11女主角，迪塔·帕尔洛，及其情人富克斯博士过从甚密。富克斯是“奥托”事务所负责人之一，“奥托”设在阿道尔夫—伊翁街6号（十四区），是黑市最大的供货站。
差不多这就是我父亲活动的世界。半上流社会？上流盗贼社会？趁着这个社会还未消失在冰冷的遗忘黑夜，我再提一位俄罗斯女士，卡丽娜，人称“开心”奥尔洛夫，那个时期是我父亲的女友。她非常年轻就流亡美国，二十岁时，在佛罗里达州演出歌舞，遇见一位棕褐色头发的矮个儿男人，名叫路奇·路西亚诺，彬彬有礼而又多愁善感，遂成为此人情妇。她回到巴黎，做过时装模特，为获得法国国籍而结了婚。在德军占领巴黎的初期，她同一个智利人彼德罗·埃扎吉尔，“公使馆的秘书”一起生活；后来，她独自住进马戏场街夏多布里昂旅馆，我父亲常去那里看她。我出生后数月，她送给我一只毛绒熊玩具，我当作吉祥物久久保存，也是一位消逝的母亲留给我的惟一念想。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她三十八岁时自杀身亡，葬在圣·日内维埃芙树林。
我编制这个谱系，在空寂而混乱的房子里呼唤，逐渐头晕目眩，喘息也越来越短促。诡异的人群，诡异的时期，什么都不明不白。正是那个时期，在这些与他们相似的人中间，我父母相遇了。两只蝴蝶不知不觉，迷失在一座没有方位的城市中。Die Stadt Ohne Blick 12。但是无可奈何，我就是从这肥沃的土层——或者粪土堆里生出来的。我搜集他们这些生活片断，大多是从我母亲那里得知的。关于我父亲的许多细节详情，我都没有掌握：那是个浑浊的世界，我父亲受世情事态的驱使，行走在地下和黑市之中。我母亲几乎一无所知。而我父亲带着他的秘密走了。
他们相识于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天晚上，在十六区舍菲尔街28号，托狄·维尔奈，人称“萨于克夫人”家中。我父亲使用的身份证，借用了他的朋友亨利·拉格鲁瓦的姓名。从占领时期，孔蒂河滨路15号住户的名单上，就一直保留着“亨利·拉格鲁瓦”的姓名，我童年时在“五层楼”对面，从门房的玻璃门上就看得见。门房回答我说：是你父亲。这种双重身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之后我又得知，他在那个时期还借用过别的姓名，而那些姓名对应他的相貌，战后一段时间还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然而，这些姓名最终势必脱离与其相关联的可怜世人，只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宛如遥远的星体一般闪烁。我母亲将我父亲引见给约翰·德·B和她的朋友们。他们觉得他有一种“南美人的怪样子”，还关切地劝我母亲多多“提防”。我母亲把这话传给我父亲，他便打趣地对我母亲说，下次见面，他的样子还要“更怪”，“让他们见了更害怕”。
他并非南美洲人，但因没有合法身份，就混迹黑市赖以生存。我母亲去找他，要乘沿着丽都拱廊的多部电梯，才能进入一处那类的巢穴。他身边总有好几个人相伴，姓名我不得而知。他尤其频繁出入奥什路53号一家购物店，经营者亚历山大和伊万·S兄弟俩是亚美尼亚人，战前他就认识了，他向他们提供多种货物，包括整辆滚珠轴承的超期卡车，发自SKF公司13的旧库存，而这类废旧卡车大量弃置不用，放在圣旺码头仓库里只待生锈。
我在探询过程中，偶然碰到几个人的名字，都在奥什路53号工作过，有沃尔夫男爵、丹特·范努希、帕特博士、“阿贝托”，当时我心里就嘀咕，也许这不过是我父亲使用过的假名。他正是在奥什路那家购物店里，遇到了一个叫安德烈·加比松的人，是那商店的老板，他向我母亲常提起那人。我手头有一份追溯到一九四五年的德国特警名单，上面有此人的简历：加比松（安德烈），意大利国籍，生于一九〇七年。商人。护照号13755，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巴黎签发，注明是突尼斯商人。从一九四〇年起，里奇尔的合伙人（奥什路53号购物店）。一九四二年到圣·塞巴斯蒂安，里奇尔的特约经销店。一九四四年四月，在快递邮件公司的一个叫拉多斯的手下工作，经常往返于昂代和巴黎之间。一九四四年八月，注明他属于马德里快递，邮件公司第六分区，听命于马尔丹·梅瓦尔德。地址：马德里乔治·朱安街17号（电话：50222）。
在占领时期，我父亲的其他关系，至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位意大利银行家，乔治·乔尔吉尼—斯奇夫，及其女友西莫娜：后来，西莫娜嫁给了红磨坊的老板，皮埃尔·富克雷。乔尔吉尼—斯奇夫在庞蒂埃夫尔街4号设有办事处。我父亲买了他一颗极大的粉红钻石，称为“南方十字”。到了战后一文不名，又力图出手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意大利停战之后，乔尔吉尼—斯奇夫被德国人逮捕了。在占领期间，他给我父母介绍认识了卡尔·杰斯奈博士，德国大使的经济顾问，此人的女友西比尔是犹太人，据说，战后她
差不多这就是我父亲活动的世界。半上流社会？上流盗贼社会？趁着这个社会还未消失在冰冷的遗忘黑夜，我再提一位俄罗斯女士，卡丽娜，人称“开心”奥尔洛夫，那个时期是我父亲的女友。她非常年轻就流亡美国，二十岁时，在佛罗里达州演出歌舞，遇见一位棕褐色头发的矮个儿男人，名叫路奇·路西亚诺，彬彬有礼而又多愁善感，遂成为此人情妇。她回到巴黎，做过时装模特，为获得法国国籍而结了婚。在德军占领巴黎的初期，她同一个智利人彼德罗·埃扎吉尔，“公使馆的秘书”一起生活；后来，她独自住进马戏场街夏多布里昂旅馆，我父亲常去那里看她。我出生后数月，她送给我一只毛绒熊玩具，我当作吉祥物久久保存，也是一位消逝的母亲留给我的惟一念想。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她三十八岁时自杀身亡，葬在圣·日内维埃芙树林。
我编制这个谱系，在空寂而混乱的房子里呼唤，逐渐头晕目眩，喘息也越来越短促。诡异的人群，诡异的时期，什么都不明不白。正是那个时期，在这些与他们相似的人中间，我父母相遇了。两只蝴蝶不知不觉，迷失在一座没有方位的城市中。Die Stadt Ohne Blick 12。但是无可奈何，我就是从这肥沃的土层——或者粪土堆里生出来的。我搜集他们这些生活片断，大多是从我母亲那里得知的。关于我父亲的许多细节详情，我都没有掌握：那是个浑浊的世界，我父亲受世情事态的驱使，行走在地下和黑市之中。我母亲几乎一无所知。而我父亲带着他的秘密走了。
他们相识于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天晚上，在十六区舍菲尔街28号，托狄·维尔奈，人称“萨于克夫人”家中。我父亲使用的身份证，借用了他的朋友亨利·拉格鲁瓦的姓名。从占领时期，孔蒂河滨路15号住户的名单上，就一直保留着“亨利·拉格鲁瓦”的姓名，我童年时在“五层楼”对面，从门房的玻璃门上就看得见。门房回答我说：是你父亲。这种双重身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之后我又得知，他在那个时期还借用过别的姓名，而那些姓名对应他的相貌，战后一段时间还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然而，这些姓名最终势必脱离与其相关联的可怜世人，只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宛如遥远的星体一般闪烁。我母亲将我父亲引见给约翰·德·B和她的朋友们。他们觉得他有一种“南美人的怪样子”，还关切地劝我母亲多多“提防”。我母亲把这话传给我父亲，他便打趣地对我母亲说，下次见面，他的样子还要“更怪”，“让他们见了更害怕”。
他并非南美洲人，但因没有合法身份，就混迹黑市赖以生存。我母亲去找他，要乘沿着丽都拱廊的多部电梯，才能进入一处那类的巢穴。他身边总有好几个人相伴，姓名我不得而知。他尤其频繁出入奥什路53号一家购物店，经营者亚历山大和伊万·S兄弟俩是亚美尼亚人，战前他就认识了，他向他们提供多种货物，包括整辆滚珠轴承的超期卡车，发自SKF公司13的旧库存，而这类废旧卡车大量弃置不用，放在圣旺码头仓库里只待生锈。
我在探询过程中，偶然碰到几个人的名字，都在奥什路53号工作过，有沃尔夫男爵、丹特·范努希、帕特博士、“阿贝托”，当时我心里就嘀咕，也许这不过是我父亲使用过的假名。他正是在奥什路那家购物店里，遇到了一个叫安德烈·加比松的人，是那商店的老板，他向我母亲常提起那人。我手头有一份追溯到一九四五年的德国特警名单，上面有此人的简历：加比松（安德烈），意大利国籍，生于一九〇七年。商人。护照号13755，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巴黎签发，注明是突尼斯商人。从一九四〇年起，里奇尔的合伙人（奥什路53号购物店）。一九四二年到圣·塞巴斯蒂安，里奇尔的特约经销店。一九四四年四月，在快递邮件公司的一个叫拉多斯的手下工作，经常往返于昂代和巴黎之间。一九四四年八月，注明他属于马德里快递，邮件公司第六分区，听命于马尔丹·梅瓦尔德。地址：马德里乔治·朱安街17号（电话：50222）。
在占领时期，我父亲的其他关系，至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位意大利银行家，乔治·乔尔吉尼—斯奇夫，及其女友西莫娜：后来，西莫娜嫁给了红磨坊的老板，皮埃尔·富克雷。乔尔吉尼—斯奇夫在庞蒂埃夫尔街4号设有办事处。我父亲买了他一颗极大的粉红钻石，称为“南方十字”。到了战后一文不名，又力图出手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意大利停战之后，乔尔吉尼—斯奇夫被德国人逮捕了。在占领期间，他给我父母介绍认识了卡尔·杰斯奈博士，德国大使的经济顾问，此人的女友西比尔是犹太人，据说，战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