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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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赤色工会总理事会从上海迁往苏区。”[16]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成为中共中央的指挥中心。
大批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一时间使这里人才济济，并使苏区原有的组织体系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朱德等苏区创建者予以高度评价，指示“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行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担任负责工作”。[17]中共中央则强调：“我们坚主采取一切方法，根据党的路线，缩小争论；无严重破坏纪律之事，则绝不应采取任何组织结论。”[18]而像周恩来这样的新领导人对毛泽东也相当尊重，1932年6月，他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19]但是一批党内现有地位高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到来，使毛泽东不再可能像从前那样成为苏区事实上的掌控者，而越来越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边缘位置。尤其当中共中央把毛泽东视作右倾方针的代表时，不仅是他本人，他的工作作风、思想方式、应对办法都遭到质疑，与其有关的一批富有实际经验的苏区原有干部也被冷落甚而被斗争，这对苏区长远建设、发展并不有利。
历史运行真是十分复杂，正因为毛泽东、朱德等的出色表现，使赣南、闽西苏区成为中共活动的中心，而这种中心的到来，却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毛泽东等在苏区的权威。对于毛泽东而言，确实难免会有情何以堪的感觉。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共中央就是摘桃派，中共中央实际上的接管中央苏区，首先是由中共严格的组织纪律所决定，在这方面，个人或团体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其次，各个苏区的发展固然包含着领导人的天才创造，但毕竟是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之下，与中共中央的指导和帮助不能分开；另外，中共中央到来前，中央苏区在肃AB团等问题上犯下严重错误，领导威信其实已经受到影响，黄克诚回忆其与红军干部何笃才间的一段经历，颇值参考：
何笃才是有功的干部之一。但由于他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
除了新中央与老干部之间的冲突外，中共中央到来后，即就活跃于第一线的领导人而言，当时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远未形成，领导者之间、前方与后方之间的掣肘现象常有发生。周恩来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就抱怨：“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上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21]即使是被认为同处留苏阵营的张闻天和博古，暗中也不是没有相互角力，张闻天后来曾谈到他和博古此一时期的分歧，认为：“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22]广昌战役后，围绕着战役方针问题，中共中央内部也有争论。张闻天回忆，广昌战役后的一次会议上，他曾提出质疑：“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指博古——引者注）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23]杨尚昆后来也谈到了这场争论，他回忆的会议结果是“恩来同志当场调停，宣布散会”。[24]
当然，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这些问题还不明显，而且苏区正处于其发展的高峰期。1933年的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首次在红军中运用大兵团伏击战法，取得重大胜利，毛泽东也不吝美言，赞誉其为“空前光荣伟大胜利”。[25]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国民党军在江西处于守势，红军乘机在赣中、赣东北一带积极活动，扩大苏区范围，中央苏区疆
大批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一时间使这里人才济济，并使苏区原有的组织体系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朱德等苏区创建者予以高度评价，指示“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行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担任负责工作”。[17]中共中央则强调：“我们坚主采取一切方法，根据党的路线，缩小争论；无严重破坏纪律之事，则绝不应采取任何组织结论。”[18]而像周恩来这样的新领导人对毛泽东也相当尊重，1932年6月，他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19]但是一批党内现有地位高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到来，使毛泽东不再可能像从前那样成为苏区事实上的掌控者，而越来越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边缘位置。尤其当中共中央把毛泽东视作右倾方针的代表时，不仅是他本人，他的工作作风、思想方式、应对办法都遭到质疑，与其有关的一批富有实际经验的苏区原有干部也被冷落甚而被斗争，这对苏区长远建设、发展并不有利。
历史运行真是十分复杂，正因为毛泽东、朱德等的出色表现，使赣南、闽西苏区成为中共活动的中心，而这种中心的到来，却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毛泽东等在苏区的权威。对于毛泽东而言，确实难免会有情何以堪的感觉。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共中央就是摘桃派，中共中央实际上的接管中央苏区，首先是由中共严格的组织纪律所决定，在这方面，个人或团体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其次，各个苏区的发展固然包含着领导人的天才创造，但毕竟是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之下，与中共中央的指导和帮助不能分开；另外，中共中央到来前，中央苏区在肃AB团等问题上犯下严重错误，领导威信其实已经受到影响，黄克诚回忆其与红军干部何笃才间的一段经历，颇值参考：
何笃才是有功的干部之一。但由于他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
除了新中央与老干部之间的冲突外，中共中央到来后，即就活跃于第一线的领导人而言，当时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远未形成，领导者之间、前方与后方之间的掣肘现象常有发生。周恩来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就抱怨：“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上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21]即使是被认为同处留苏阵营的张闻天和博古，暗中也不是没有相互角力，张闻天后来曾谈到他和博古此一时期的分歧，认为：“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22]广昌战役后，围绕着战役方针问题，中共中央内部也有争论。张闻天回忆，广昌战役后的一次会议上，他曾提出质疑：“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指博古——引者注）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23]杨尚昆后来也谈到了这场争论，他回忆的会议结果是“恩来同志当场调停，宣布散会”。[24]
当然，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这些问题还不明显，而且苏区正处于其发展的高峰期。1933年的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首次在红军中运用大兵团伏击战法，取得重大胜利，毛泽东也不吝美言，赞誉其为“空前光荣伟大胜利”。[25]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国民党军在江西处于守势，红军乘机在赣中、赣东北一带积极活动，扩大苏区范围，中央苏区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