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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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进一步扩大，跨有闽赣两省数十个县。到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央苏区在江西达到极盛，除占据赣南一半以上地域外，北延到南城、黎川地区，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左右。
随着中央苏区的不断壮大，人才空前集聚并拥有了中共中央机关的中央苏区领导层当然不是毫无作为。七大的建军报告初稿中曾写道：“事实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本身是一个发展的东西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错误之中把自己坚强起来，我们更应该坚持这种服从真理追求真理的正确态度。”[26]这一判断在苏区时期其实同样适应。也就是说，虽然毛泽东在苏区发展壮大中表现的卓越才能超乎于包括博古在内的中共中央许多人之上，但不能认为苏区建设就一定会由于毛泽东地位的变化而升降。中共中央进入苏区后取得了一些值得列举的政绩：1933年，在连续两年歉收后，中央苏区迎来了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产量接近革命前的水平，毛泽东1933年对才溪乡的调查展示的虽是比较好的状况，但仍有一定的代表性：“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产低落约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复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杂粮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则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去年开发了一小部分。今年大开，开了一千三百多担。”[27]虽然收成的好坏和自然气候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土地明确归农户所有等一系列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措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同时，中共中央在经济、劳动等政策上也作出了一系列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军队和地方的正规化建设由于中共中央的到来都有了长足的进展。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对军队基本战斗技能培训明显加强，红军将领深切感受到：“射击技能之不够在过去成为部队普遍的现象，而这次战斗中射击技能之进步并成绩确有不可抹煞之事实。”[28]
中共中央到来后，随着大批具有相当文化水准人员的陆续进入，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空前发达。各种杂志、报纸纷纷创刊，反映着当时中共中央的态度，舆论批评的气氛尚较活跃，并由此给后人留下了更完整、全面认识中央苏区的珍贵史料。在肃反问题上，虽然肃反扩大化趋势仍不能克服，但富田事变前后的严重肃反错误已被纠正，党内的所谓“残酷斗争”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组织上的措施明显比此前谨慎，即使是被集中批判的对象罗明，也没有遭受肉体上的摧残。大批干部的到来也使监督体系和民主决策有了一定的发展。军队正规化建设正在加强，干部的使用更程序化，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体制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这些，代表着苏维埃政权军事、政治上不断发展的现实和趋势，中共中央作为工作的主持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应完全抹杀。所以，1944年六届七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指出：“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29]这一说法是中肯的。
当然，和毛泽东时代注重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在实践中艰辛探索从而迅速使苏区获得发展壮大相比，毛泽东逐渐淡出决策层后，中央苏区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毛泽东曾谈道：“在1927～1935年而特别是1931～1935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而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30]他所作的更具体解释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31]
出现这些问题，既有苏区本身的原因，也有中共中央指导的失误，既可看作探索中的失误，也不能忽视理论指导和实践上的欠缺。毕竟，经过国民党方面的数次破获和打击后，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十分年轻的领导群体，两位主要领导人秦邦宪、张闻天分别只有24岁、31岁。即使考虑到中共是一个年轻的政党，秦、张两人的年龄和经历仍然显得太过单薄，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完成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以他个人的政治沉浮作为苏区政策变化的时点，这应属客观的实事求是态度。事实上，面对当时民族危机和政治生存的复杂局势，中共党内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足为奇，而在克服这些问题的道路上，也凝聚着许许多多中共党人的心血。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明虽然远在数千里外的莫斯科，但他当时的动向仍值得特别重视。
2.新形势与新任务
1931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针对“日本资产阶级报纸关于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进行谈判的传言”通过决定：“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说明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蒋介石进行谈判。”[32]共产
随着中央苏区的不断壮大，人才空前集聚并拥有了中共中央机关的中央苏区领导层当然不是毫无作为。七大的建军报告初稿中曾写道：“事实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本身是一个发展的东西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错误之中把自己坚强起来，我们更应该坚持这种服从真理追求真理的正确态度。”[26]这一判断在苏区时期其实同样适应。也就是说，虽然毛泽东在苏区发展壮大中表现的卓越才能超乎于包括博古在内的中共中央许多人之上，但不能认为苏区建设就一定会由于毛泽东地位的变化而升降。中共中央进入苏区后取得了一些值得列举的政绩：1933年，在连续两年歉收后，中央苏区迎来了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产量接近革命前的水平，毛泽东1933年对才溪乡的调查展示的虽是比较好的状况，但仍有一定的代表性：“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产低落约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复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杂粮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则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去年开发了一小部分。今年大开，开了一千三百多担。”[27]虽然收成的好坏和自然气候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土地明确归农户所有等一系列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措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同时，中共中央在经济、劳动等政策上也作出了一系列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军队和地方的正规化建设由于中共中央的到来都有了长足的进展。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对军队基本战斗技能培训明显加强，红军将领深切感受到：“射击技能之不够在过去成为部队普遍的现象，而这次战斗中射击技能之进步并成绩确有不可抹煞之事实。”[28]
中共中央到来后，随着大批具有相当文化水准人员的陆续进入，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空前发达。各种杂志、报纸纷纷创刊，反映着当时中共中央的态度，舆论批评的气氛尚较活跃，并由此给后人留下了更完整、全面认识中央苏区的珍贵史料。在肃反问题上，虽然肃反扩大化趋势仍不能克服，但富田事变前后的严重肃反错误已被纠正，党内的所谓“残酷斗争”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组织上的措施明显比此前谨慎，即使是被集中批判的对象罗明，也没有遭受肉体上的摧残。大批干部的到来也使监督体系和民主决策有了一定的发展。军队正规化建设正在加强，干部的使用更程序化，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体制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这些，代表着苏维埃政权军事、政治上不断发展的现实和趋势，中共中央作为工作的主持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应完全抹杀。所以，1944年六届七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指出：“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29]这一说法是中肯的。
当然，和毛泽东时代注重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在实践中艰辛探索从而迅速使苏区获得发展壮大相比，毛泽东逐渐淡出决策层后，中央苏区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毛泽东曾谈道：“在1927～1935年而特别是1931～1935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而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30]他所作的更具体解释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31]
出现这些问题，既有苏区本身的原因，也有中共中央指导的失误，既可看作探索中的失误，也不能忽视理论指导和实践上的欠缺。毕竟，经过国民党方面的数次破获和打击后，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十分年轻的领导群体，两位主要领导人秦邦宪、张闻天分别只有24岁、31岁。即使考虑到中共是一个年轻的政党，秦、张两人的年龄和经历仍然显得太过单薄，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完成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以他个人的政治沉浮作为苏区政策变化的时点，这应属客观的实事求是态度。事实上，面对当时民族危机和政治生存的复杂局势，中共党内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足为奇，而在克服这些问题的道路上，也凝聚着许许多多中共党人的心血。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明虽然远在数千里外的莫斯科，但他当时的动向仍值得特别重视。
2.新形势与新任务
1931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针对“日本资产阶级报纸关于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进行谈判的传言”通过决定：“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说明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蒋介石进行谈判。”[32]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