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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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现国家主权并称雄欧洲的列强摆弄，在和平时充当棋子，在战争时沦为战场。德意志宪法始终在皇帝与领主争斗之间摇摆不定，导致其在设计和理念上更多地具有“欧洲味”，较少地具有“民族味”：纵观今天的欧洲版图，唯一发生变动的地方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在北约框架下实现统一，随之而来的便是在经济与货币上的联盟，实现欧洲一体化的质的飞跃——这一切不过是将中世纪的主题按照现代的、更加理性的方式加以实践。
本书追溯了德意志帝国的兴衰，涵盖从1870年普法战争起的立国，到1918年皇帝退位、大战失败与德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它的缔造者，成功排挤了国土广大但政体落后的哈布斯堡奥匈帝国，从而一举改变了德意志在旧欧洲的历史地位。但是，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对欧洲既定的权力平衡发起戏剧性的挑战。“欧洲失去一个小妾，转身来了一个老爷”，这是法国战败后在伦敦听到的抱怨声。彼时的英国首相、后来的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阁下曾在下议院的演说中指出，1871年爆发的德法间的这场战争其实是一场“德意志革命”，是“一场比上世纪法国大革命还要伟大的政治巨变，而不是一场更伟大的社会巨变。欧洲未来的秩序会是怎样……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传统外交秩序没有受到冲击……欧洲未来究竟走向何方？欧洲权力的天平已完全被打破”。显而易见，在他的这番时局评论中暗含了对德国的警告。对于此番“善意”警告，这一代德国领导者肯定是注意到了，首先俾斯麦注意到了——这位被迫下野的“铁血宰相”尽力掩饰自己的英雄悲观主义——当然，他的继任者卡普里维伯爵（Count Caprivi）也注意到了。而19世纪末的政治舞台已不再局限于欧洲。美国和日本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各自占有势力范围。市场与资源、舰队与海上航线已经成为维持欧洲国家权力和地位的重要元素，德国当然也不能缺席。对此，俾斯麦已不能再对德皇提出忠告。
为什么德意志帝国会在战争中覆亡？真的像古希腊谚语所说的一样，傲慢必然招来克星吗？是不是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必然会导致野心膨胀？还是德国痴迷于领土扩张，而她的政客们忽视了那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新德国的版图之大为旧欧洲秩序所不容，而德国实力尚不足以建立一个新的欧洲秩序？德国军国主义难道比法国沙文主义、沙俄扩张主义或英国侵略主义和帝国主义还要糟糕吗？也许历经几百年的失败与屈辱，德国的迅速崛起是其权力精英的历史与战略决策能力所措手不及的，因为他们所预测和感知的危险基本上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而非世界的。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就曾说过，德国人只关心他们所在的欧陆，而从来忽略欧陆外国家的存在。
仅仅耗费一代德国人的光景，德国便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和贸易大国。俾斯麦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成了国家一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与80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情形相似。一方面，除工业产量世界首屈一指外，福利国家和民主制度也得以建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亚文化和野心勃勃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则造成德国前途未卜，只能任由百姓的情绪与折腾所拖行。在世纪之交，在世界许多地方，科学的语言都是德语。大多数诺贝尔奖授予了德国学者，其中许多人是犹太人。除不如美国，德国大公司和银行要比大多数竞争对手更有组织效率。德国大学因此成为从土耳其到北美诸多高等教育机构效仿的典范。如果法国印象派能在19世纪主导世界，那么世纪之交的德国艺术运动也可以获得相同的地位。在德国文学史上，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戏剧非常直观地表达了工业社会的矛盾。1914年8月，《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标题为《学者们抗议战争》的信，直接吐露了一种社会普遍持有的观点：“我们一向把德国看作一个主要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引领世界的国家，而且我们现在和以后都要向德国学者学习。”
然而，诚如常言所道，也许德国皇帝的权力过于集中，而且过于闭塞，没能使德意志演变成一个拥有更多政治自由的开放社会。抛开荒唐的借口，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欧洲列强权力手腕玩过头的恶果，而德国不过起了头罢了。这场战争不仅仅成为葬送数百万年轻人与他们梦想的坟墓，也敲响了培养欧洲19世纪天才们的自由主义政体的丧钟。呜呼哀哉，天才沦为互相残杀的野人。战争带来的全部暴力，固然送来了德国妇女解放和民主转型的机会，但也为日后埋下了极权独裁的种子。
大事编年
1848—1849年 社会和政治革命席卷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迫于左派激进分子以及保守势力的压力，德意志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召开。在议会通过了“小德意志”（排除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
本书追溯了德意志帝国的兴衰，涵盖从1870年普法战争起的立国，到1918年皇帝退位、大战失败与德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它的缔造者，成功排挤了国土广大但政体落后的哈布斯堡奥匈帝国，从而一举改变了德意志在旧欧洲的历史地位。但是，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对欧洲既定的权力平衡发起戏剧性的挑战。“欧洲失去一个小妾，转身来了一个老爷”，这是法国战败后在伦敦听到的抱怨声。彼时的英国首相、后来的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阁下曾在下议院的演说中指出，1871年爆发的德法间的这场战争其实是一场“德意志革命”，是“一场比上世纪法国大革命还要伟大的政治巨变，而不是一场更伟大的社会巨变。欧洲未来的秩序会是怎样……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传统外交秩序没有受到冲击……欧洲未来究竟走向何方？欧洲权力的天平已完全被打破”。显而易见，在他的这番时局评论中暗含了对德国的警告。对于此番“善意”警告，这一代德国领导者肯定是注意到了，首先俾斯麦注意到了——这位被迫下野的“铁血宰相”尽力掩饰自己的英雄悲观主义——当然，他的继任者卡普里维伯爵（Count Caprivi）也注意到了。而19世纪末的政治舞台已不再局限于欧洲。美国和日本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各自占有势力范围。市场与资源、舰队与海上航线已经成为维持欧洲国家权力和地位的重要元素，德国当然也不能缺席。对此，俾斯麦已不能再对德皇提出忠告。
为什么德意志帝国会在战争中覆亡？真的像古希腊谚语所说的一样，傲慢必然招来克星吗？是不是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必然会导致野心膨胀？还是德国痴迷于领土扩张，而她的政客们忽视了那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新德国的版图之大为旧欧洲秩序所不容，而德国实力尚不足以建立一个新的欧洲秩序？德国军国主义难道比法国沙文主义、沙俄扩张主义或英国侵略主义和帝国主义还要糟糕吗？也许历经几百年的失败与屈辱，德国的迅速崛起是其权力精英的历史与战略决策能力所措手不及的，因为他们所预测和感知的危险基本上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而非世界的。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就曾说过，德国人只关心他们所在的欧陆，而从来忽略欧陆外国家的存在。
仅仅耗费一代德国人的光景，德国便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和贸易大国。俾斯麦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成了国家一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与80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情形相似。一方面，除工业产量世界首屈一指外，福利国家和民主制度也得以建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亚文化和野心勃勃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则造成德国前途未卜，只能任由百姓的情绪与折腾所拖行。在世纪之交，在世界许多地方，科学的语言都是德语。大多数诺贝尔奖授予了德国学者，其中许多人是犹太人。除不如美国，德国大公司和银行要比大多数竞争对手更有组织效率。德国大学因此成为从土耳其到北美诸多高等教育机构效仿的典范。如果法国印象派能在19世纪主导世界，那么世纪之交的德国艺术运动也可以获得相同的地位。在德国文学史上，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戏剧非常直观地表达了工业社会的矛盾。1914年8月，《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标题为《学者们抗议战争》的信，直接吐露了一种社会普遍持有的观点：“我们一向把德国看作一个主要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引领世界的国家，而且我们现在和以后都要向德国学者学习。”
然而，诚如常言所道，也许德国皇帝的权力过于集中，而且过于闭塞，没能使德意志演变成一个拥有更多政治自由的开放社会。抛开荒唐的借口，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欧洲列强权力手腕玩过头的恶果，而德国不过起了头罢了。这场战争不仅仅成为葬送数百万年轻人与他们梦想的坟墓，也敲响了培养欧洲19世纪天才们的自由主义政体的丧钟。呜呼哀哉，天才沦为互相残杀的野人。战争带来的全部暴力，固然送来了德国妇女解放和民主转型的机会，但也为日后埋下了极权独裁的种子。
大事编年
1848—1849年 社会和政治革命席卷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迫于左派激进分子以及保守势力的压力，德意志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召开。在议会通过了“小德意志”（排除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