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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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破碎的时间感，一下子就把观者击中了。让我想到了老年，想到了生命的意义，想到了人生的虚妄，让我的心沉到最低处。
说了这么多感觉，其实舞台上却是一点不抽象，全是很具体的样子，让你看到他们就想起了你曾经看见的，听见的，想见的。
戏里的老头们，相互取乐，为一盘棋的胜负争执，拉琴，唱戏，虽都不大成调子，但他们比那些老太太有活力些，开朗些。老太太们更羸弱，更不容易开阔，更容易陷入对结局的害怕。
我有一阵在桂湖公园看书、写生时也发现过这一点。老头们往往聚在一起，以下棋为基础进行社交，老太太们往往只踽踽独行，更没有活力。我想，也许是因为老年女性的作为母亲的社会角色失去以后，她们更容易失去世界。她们的心灵更无所依托。
但这出戏带给人的感情是复杂的，绝不仅仅是让你沉没在悲伤里。在戏里，老人院建院八年有个联欢会，老人们各施所长，参加表演。那最年老的陈老太太平时只能靠推着一张椅子走路，她所表演的就是“活着”。这些有趣的地方让你一下子被逗乐了，但还没笑完，你的心又沉下来。老金表演他的全家福，他去世的太太，他去世的女儿，他去世的狗。他用一种方式来表演全家。天衣无缝的幽默，我不禁被戏里的他逗得哈哈大笑，但笑之后的心酸，无法言表。我一直抗拒看杨绛的《我们仨》，也是这个原因。我不能想象那样的世界，你爱的人爱你的人，你关心的人关心你的人，他们都在遥不可知处。这样的世界，会有多寒冷。
从戏里出来，我仍在为演员们叫绝。这出戏，绝大部分内容都来自演员们排演时的即兴创作。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怎么体会到那些老年状态的细节的，那些琐琐碎碎，那些只能用心灵去体悟到的东西。而且在戏里，演员们除了服装，并未化妆，完全是靠表演和方言来表现角色的年纪。
但我真的就看见了老年。看见每个人都将面对的生命的最后一站。
我想起一个故事，曾经有个拥有一切的人要求智者在他的戒指上刻一句话，让他高兴的时候不要忘形，让他失意的时候不会一蹶不振，智者给的那句话是“连这个也会失去”。
这出戏就像这句话。
它让我想到很深远的地方，但在这冬日，却也很容易让人忧郁。
我想到那些今天的日子都过得很不好的人，不知他们看这出戏会是什么感想。
前几日，朋友文迪去给大学生们做了个演讲，他讲到传统教育永远只讲光明的一面，永远不肯承认，人的一生中孤独、失意、挫折，更像是我们的常态。这样的教育让我们丧失心灵的敏感。
其实，赖声川这出戏正好是反过来，再迟钝的心都能被他击中。他让我们变得脆弱，不得不面对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
另外，我还想到，这出戏在台湾是进行巡演的，台湾的观众会买票来看这样一出戏，他们的观众真是有极好的文化素养啊，他们会思考“生命是什么”。我想，这样的戏，除了台湾，也许只能在欧洲有市场吧。
精致的法式甜点或日本寿司
我一直觉得女性写作有一个大忌，就是喃喃自语。很多女性写作都逃不开这个问题，通常会从头到尾都充满呓语，喋喋不休，自爱自怜，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美女，多情多才，同时，男人不是好东西，自己所遇通通非人。
自述式写作，对于女人非常容易上手。这可能和女性思维方式相关，女人思维直接感性，心理活动细腻纷繁，直接记叙下来似有一点文学性。所以，不少女性一开始写作就从第一人称出发，从我出发，直抒心怀，把所受的情感创伤全部放进作品，就容易落入这个泥坑。
因此，很多有文学理想的女作家，会从一开始就避免第一人称写作，她们选择了更理性的角度，选择了和女人本性更远一些的距离。
但我惊讶地发现，法国女作家妙丽叶·芭贝里的《刺猬的优雅》是个意外。
《刺猬的优雅》是第一人称的作品，但完全不是上述的那种女性自恋型小说，那种是苍白无聊，除了作者外没人能读的作品，而《刺猬的优雅》却出人意料的有趣。
这首先跟作者设定的人物有关。主人公是个有意思的角色：一个看起来丑陋贫穷的女门房，却是内心无比丰富，非常有学问的人。她要把自己隐藏在门房的身份里，为此，还要装出大众想象中的门房的样子，买庸俗的大众食品，看肥皂剧，说话不讲究语法。但其实她有一颗骄傲优雅的心，她读了非常多的书，热爱托尔斯泰，关心艺术和电影，自己跟自己讨论哲学。
这样一个角色，再从她的内心出发，显然，我们就不会看到一般女性第一人称写作会呈现出的那种面貌。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有趣的内心活动。看到女主人公冷静地旁观她所处的那幢大楼里的上流人士，看到庸俗、自私、无情、愚蠢、自大、势利和绝望。她一边观察世界，一边读书，一边做哲学思考。
仅这些哲学思考都十分好玩。这可能跟作者是哲学教授，同时又是女人有关。这些哲学和艺术的思考，碎碎的，唠唠叨叨的，从笛卡尔、康德、马克思，到拉斐尔、鲁本斯、霍珀、普鲁斯特，甚至到小津安二郎。
这些有趣的流动状态的思考，导致了这本小说读起来轻松惬意。我想，这本书获得法国书商奖，销售超过一百万册，跟这种既有意味，又轻松好读有关。
当然，我以为，这本书在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
说了这么多感觉，其实舞台上却是一点不抽象，全是很具体的样子，让你看到他们就想起了你曾经看见的，听见的，想见的。
戏里的老头们，相互取乐，为一盘棋的胜负争执，拉琴，唱戏，虽都不大成调子，但他们比那些老太太有活力些，开朗些。老太太们更羸弱，更不容易开阔，更容易陷入对结局的害怕。
我有一阵在桂湖公园看书、写生时也发现过这一点。老头们往往聚在一起，以下棋为基础进行社交，老太太们往往只踽踽独行，更没有活力。我想，也许是因为老年女性的作为母亲的社会角色失去以后，她们更容易失去世界。她们的心灵更无所依托。
但这出戏带给人的感情是复杂的，绝不仅仅是让你沉没在悲伤里。在戏里，老人院建院八年有个联欢会，老人们各施所长，参加表演。那最年老的陈老太太平时只能靠推着一张椅子走路，她所表演的就是“活着”。这些有趣的地方让你一下子被逗乐了，但还没笑完，你的心又沉下来。老金表演他的全家福，他去世的太太，他去世的女儿，他去世的狗。他用一种方式来表演全家。天衣无缝的幽默，我不禁被戏里的他逗得哈哈大笑，但笑之后的心酸，无法言表。我一直抗拒看杨绛的《我们仨》，也是这个原因。我不能想象那样的世界，你爱的人爱你的人，你关心的人关心你的人，他们都在遥不可知处。这样的世界，会有多寒冷。
从戏里出来，我仍在为演员们叫绝。这出戏，绝大部分内容都来自演员们排演时的即兴创作。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怎么体会到那些老年状态的细节的，那些琐琐碎碎，那些只能用心灵去体悟到的东西。而且在戏里，演员们除了服装，并未化妆，完全是靠表演和方言来表现角色的年纪。
但我真的就看见了老年。看见每个人都将面对的生命的最后一站。
我想起一个故事，曾经有个拥有一切的人要求智者在他的戒指上刻一句话，让他高兴的时候不要忘形，让他失意的时候不会一蹶不振，智者给的那句话是“连这个也会失去”。
这出戏就像这句话。
它让我想到很深远的地方，但在这冬日，却也很容易让人忧郁。
我想到那些今天的日子都过得很不好的人，不知他们看这出戏会是什么感想。
前几日，朋友文迪去给大学生们做了个演讲，他讲到传统教育永远只讲光明的一面，永远不肯承认，人的一生中孤独、失意、挫折，更像是我们的常态。这样的教育让我们丧失心灵的敏感。
其实，赖声川这出戏正好是反过来，再迟钝的心都能被他击中。他让我们变得脆弱，不得不面对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
另外，我还想到，这出戏在台湾是进行巡演的，台湾的观众会买票来看这样一出戏，他们的观众真是有极好的文化素养啊，他们会思考“生命是什么”。我想，这样的戏，除了台湾，也许只能在欧洲有市场吧。
精致的法式甜点或日本寿司
我一直觉得女性写作有一个大忌，就是喃喃自语。很多女性写作都逃不开这个问题，通常会从头到尾都充满呓语，喋喋不休，自爱自怜，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美女，多情多才，同时，男人不是好东西，自己所遇通通非人。
自述式写作，对于女人非常容易上手。这可能和女性思维方式相关，女人思维直接感性，心理活动细腻纷繁，直接记叙下来似有一点文学性。所以，不少女性一开始写作就从第一人称出发，从我出发，直抒心怀，把所受的情感创伤全部放进作品，就容易落入这个泥坑。
因此，很多有文学理想的女作家，会从一开始就避免第一人称写作，她们选择了更理性的角度，选择了和女人本性更远一些的距离。
但我惊讶地发现，法国女作家妙丽叶·芭贝里的《刺猬的优雅》是个意外。
《刺猬的优雅》是第一人称的作品，但完全不是上述的那种女性自恋型小说，那种是苍白无聊，除了作者外没人能读的作品，而《刺猬的优雅》却出人意料的有趣。
这首先跟作者设定的人物有关。主人公是个有意思的角色：一个看起来丑陋贫穷的女门房，却是内心无比丰富，非常有学问的人。她要把自己隐藏在门房的身份里，为此，还要装出大众想象中的门房的样子，买庸俗的大众食品，看肥皂剧，说话不讲究语法。但其实她有一颗骄傲优雅的心，她读了非常多的书，热爱托尔斯泰，关心艺术和电影，自己跟自己讨论哲学。
这样一个角色，再从她的内心出发，显然，我们就不会看到一般女性第一人称写作会呈现出的那种面貌。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有趣的内心活动。看到女主人公冷静地旁观她所处的那幢大楼里的上流人士，看到庸俗、自私、无情、愚蠢、自大、势利和绝望。她一边观察世界，一边读书，一边做哲学思考。
仅这些哲学思考都十分好玩。这可能跟作者是哲学教授，同时又是女人有关。这些哲学和艺术的思考，碎碎的，唠唠叨叨的，从笛卡尔、康德、马克思，到拉斐尔、鲁本斯、霍珀、普鲁斯特，甚至到小津安二郎。
这些有趣的流动状态的思考，导致了这本小说读起来轻松惬意。我想，这本书获得法国书商奖，销售超过一百万册，跟这种既有意味，又轻松好读有关。
当然，我以为，这本书在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