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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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这种稳定近乎“沉睡”，已成为妨碍阿拉伯人前进的桎梏；阿拉伯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中长期受到排斥、处于边缘的“变化”因素；以“变化”超越“稳定”，是阿拉伯文化的希望所在。他还深刻解剖了阿拉伯政治现实，揭示了阿拉伯文化、社会与政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如：因循守旧思想严重，宗教蒙昧主义肆虐，专制、腐败的政治文化盛行，反省与质疑的意识匮缺……阿多尼斯对传统与现实的批判，往往思想尖锐，言辞激烈。譬如，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专制统治者，他这样予以痛斥：
面临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蚕食、帝国主义的凌辱与奴役，面对外来的野蛮，那些以另一种形式的野蛮对待自己人民的政府，那些不断侵犯国民的权利，实行紧急状态，建立特别法庭，肆意拘捕无辜，剥夺公民办报、建党、结社的自由，甚至剥夺他们言论和工作自由的政府，那些将自己的人民淹没在腐败、疾病、失业、文盲、饥饿、污染、沙漠化、水荒之中，拜倒在西方技术成就脚下的政府，如何能够实现进步，抵抗外来的霸权主义？那些奴役自己人民的政府如何摆脱来自外部的奴役？那些不停地摧毁自己人民力量源泉的政府，凭什么力量去和外敌斗争？
阿多尼斯思想中质疑传统、抗拒权势、批判时俗、忧国忧民的意识，既和纪伯伦、塔哈·侯赛因、马哈福兹这些阿拉伯文学大师一脉相承，也和全人类的思想、文化精英遥相对接。阿多尼斯对阿拉伯社会文化的批判之尖锐和激烈，可以和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批判相提并论，两者同样具有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效应。正是这些激烈的批判与呐喊，在阿拉伯当代文化的死水中激起漪澜，让人们看到了阿拉伯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希望。
阿多尼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其诗集有《最初的诗篇》（1957）、《风中的树叶》（1958）、《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1961）、《随日夜的领地而变化迁徙》（1965）、《戏剧与镜子》（1968）、《灰与花之间的时间》（1970）、《这是我的名字》（1971）、《复数形式的单数》（1975）、《长诗五首》（1979）、《对应与初始》（1979）、《围困》（1985）、《行进在物质地图上的欲望》（1987）、《纪念朦胧与清晰的事物》（1988）、《第二套字母》（1994）、《书：昨天、空间、现在》（三卷，1995-2002）、《风的作品之目录》（1998）、《身体之初，大海之末》（2003）、《预言吧，盲人！》（2003）、《女人身体上撕裂的历史》（2007）、《安静，哈姆雷特：你能嗅到奥菲莉娅的疯狂》（2008）、《出售星辰之书的书商》（2008）等。
在诗歌创作中，阿多尼斯践行着自己极具革命意义的诗歌理论和文化思想。诗人阿多尼斯是一位态度鲜明的叛逆者，他毫不讳言地宣称：“我是鬼魅的主人。”“我生活在火与瘟疫之间/在一本传授秘密和堕落的书本里。”“我是个背叛者，我向被诅咒的道路/出卖我的生命，/我是背叛的主宰。”对于传统的价值观，他是一位辛辣的嘲讽者：“什么是通行的道德？/——蜡烛，快要熄灭在令人窒息的洞穴里。”“什么是绝对？/大脑来了月经。”对于世俗的观念，他是一位彻底的颠覆者：“罪过：对自由的另一种赞美。”“你与你的时代作对吗？/那么，你走在一条通往更深、更美境界的路上。”他以歌唱来抗拒压迫与恐惧：“我由于恐惧而歌唱/我由于被压迫的反抗而歌唱。”他以讥讽表达了对暴君的蔑视：“给老鼠一根皮鞭/它会像暴君那样趾高气扬/老鼠的子宫里挤着一头羊和一只狼。”他对这个世界的抗争，显示着百折不挠的倔强和信念：“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他心甘情愿，要做西西弗那样落难者的同道：“我发誓为西西弗分担/那块沉默的山岩/……我发誓要和西西弗同在。”在诗中，他骄傲地宣告自己的卓尔不群：“今天，我有自己的语言，有我自己的疆域、土地和禀赋。”他也毫不掩饰张扬的个性和大写的自我：“我让自己登基，/做风的君王。”“一切都在我的眼底，从旅程的第一步起。”
阿多尼斯的叛逆，在某种程度上，固然源自一个生命力、创造力极其旺盛的诗人内心的躁动，但无疑，它更源自诗人对自己所处的国家、民族乃至这个时代境况的失望。在阿拉伯文化中，诗歌一向被视为“阿拉伯人的文献”，意即诗歌是诗人所处时代的忠实反映。在这一意义上，阿多尼斯的诗歌，也可以被视为“当代阿拉伯人的文献”，是了解当代阿拉伯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诗人阿多尼斯为祖国蒙受的苦难而伤怀：“在这个灾难织就、鲜血铸成的时代，/每天都有一个颤抖的身体在太阳面前醒来，/它的名字是——祖国。”也为诗人自身不被祖国所容而喟叹：“诗人啊，你的祖国，/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他还为整个阿拉伯民族的不幸与落伍而忧戚、悲愤：“阿拉伯的大地是忧伤的，/她的忧伤是语言额头的皱纹。”“时光，在阿拉伯社会停止了工作，/尽管如此，看来只有它还在工作。”他在诗中描绘了一系列阿拉伯城市的颓败景象：“试着去注视T城的白昼，
面临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蚕食、帝国主义的凌辱与奴役，面对外来的野蛮，那些以另一种形式的野蛮对待自己人民的政府，那些不断侵犯国民的权利，实行紧急状态，建立特别法庭，肆意拘捕无辜，剥夺公民办报、建党、结社的自由，甚至剥夺他们言论和工作自由的政府，那些将自己的人民淹没在腐败、疾病、失业、文盲、饥饿、污染、沙漠化、水荒之中，拜倒在西方技术成就脚下的政府，如何能够实现进步，抵抗外来的霸权主义？那些奴役自己人民的政府如何摆脱来自外部的奴役？那些不停地摧毁自己人民力量源泉的政府，凭什么力量去和外敌斗争？
阿多尼斯思想中质疑传统、抗拒权势、批判时俗、忧国忧民的意识，既和纪伯伦、塔哈·侯赛因、马哈福兹这些阿拉伯文学大师一脉相承，也和全人类的思想、文化精英遥相对接。阿多尼斯对阿拉伯社会文化的批判之尖锐和激烈，可以和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批判相提并论，两者同样具有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效应。正是这些激烈的批判与呐喊，在阿拉伯当代文化的死水中激起漪澜，让人们看到了阿拉伯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希望。
阿多尼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其诗集有《最初的诗篇》（1957）、《风中的树叶》（1958）、《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1961）、《随日夜的领地而变化迁徙》（1965）、《戏剧与镜子》（1968）、《灰与花之间的时间》（1970）、《这是我的名字》（1971）、《复数形式的单数》（1975）、《长诗五首》（1979）、《对应与初始》（1979）、《围困》（1985）、《行进在物质地图上的欲望》（1987）、《纪念朦胧与清晰的事物》（1988）、《第二套字母》（1994）、《书：昨天、空间、现在》（三卷，1995-2002）、《风的作品之目录》（1998）、《身体之初，大海之末》（2003）、《预言吧，盲人！》（2003）、《女人身体上撕裂的历史》（2007）、《安静，哈姆雷特：你能嗅到奥菲莉娅的疯狂》（2008）、《出售星辰之书的书商》（2008）等。
在诗歌创作中，阿多尼斯践行着自己极具革命意义的诗歌理论和文化思想。诗人阿多尼斯是一位态度鲜明的叛逆者，他毫不讳言地宣称：“我是鬼魅的主人。”“我生活在火与瘟疫之间/在一本传授秘密和堕落的书本里。”“我是个背叛者，我向被诅咒的道路/出卖我的生命，/我是背叛的主宰。”对于传统的价值观，他是一位辛辣的嘲讽者：“什么是通行的道德？/——蜡烛，快要熄灭在令人窒息的洞穴里。”“什么是绝对？/大脑来了月经。”对于世俗的观念，他是一位彻底的颠覆者：“罪过：对自由的另一种赞美。”“你与你的时代作对吗？/那么，你走在一条通往更深、更美境界的路上。”他以歌唱来抗拒压迫与恐惧：“我由于恐惧而歌唱/我由于被压迫的反抗而歌唱。”他以讥讽表达了对暴君的蔑视：“给老鼠一根皮鞭/它会像暴君那样趾高气扬/老鼠的子宫里挤着一头羊和一只狼。”他对这个世界的抗争，显示着百折不挠的倔强和信念：“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他心甘情愿，要做西西弗那样落难者的同道：“我发誓为西西弗分担/那块沉默的山岩/……我发誓要和西西弗同在。”在诗中，他骄傲地宣告自己的卓尔不群：“今天，我有自己的语言，有我自己的疆域、土地和禀赋。”他也毫不掩饰张扬的个性和大写的自我：“我让自己登基，/做风的君王。”“一切都在我的眼底，从旅程的第一步起。”
阿多尼斯的叛逆，在某种程度上，固然源自一个生命力、创造力极其旺盛的诗人内心的躁动，但无疑，它更源自诗人对自己所处的国家、民族乃至这个时代境况的失望。在阿拉伯文化中，诗歌一向被视为“阿拉伯人的文献”，意即诗歌是诗人所处时代的忠实反映。在这一意义上，阿多尼斯的诗歌，也可以被视为“当代阿拉伯人的文献”，是了解当代阿拉伯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诗人阿多尼斯为祖国蒙受的苦难而伤怀：“在这个灾难织就、鲜血铸成的时代，/每天都有一个颤抖的身体在太阳面前醒来，/它的名字是——祖国。”也为诗人自身不被祖国所容而喟叹：“诗人啊，你的祖国，/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他还为整个阿拉伯民族的不幸与落伍而忧戚、悲愤：“阿拉伯的大地是忧伤的，/她的忧伤是语言额头的皱纹。”“时光，在阿拉伯社会停止了工作，/尽管如此，看来只有它还在工作。”他在诗中描绘了一系列阿拉伯城市的颓败景象：“试着去注视T城的白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