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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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抖来，而且浑身都打开了寒噤。我怀着一种恐惧……在打过胶合板靶子以后，要朝活生生的人开枪，真不容易。但我还是镇定下来，扣动了班级……在瞄准镜里，只见他摇晃了两下便倒了下去。他死没死我不知道。可是开枪后我身上战栗得更厉害了，心里害怕得不得了：我杀了一个人……”
我们回到排里，大伙开会讨论我的行为。我们的团小组长克拉瓦 伊万诺娃劝我说：‘不要同情他们，应该恨他们……’他的父亲是被法西斯杀害的。那时我们常常喜欢围在一堆唱歌，而她总是请求说“‘别唱了，姑娘们，等我们打垮了这帮恶棍再唱吧。’”
几天后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打电话给我，约我到她前线的战友克拉夫季娜 科罗辛娜家里去做客。于是我又一次得知，姑娘们成为战士，杀人，是多么的不简单。
克拉夫季娜 科罗辛娜（上士，狙击手）说：
“我们卧倒后，我开始观测。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人欠着腰站了起来，我手指头一动，他就倒下了。您知道吗？我一个劲的哆嗦，全身战抖。我哭了。我以前是朝靶子射击……根本不在乎。可是在这里，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的呢？……”
“但这种恐惧很快就过去了，一次我们行军路过东普鲁士的一个小镇。到达那里时，道路旁有一座既象板棚又象房屋的建筑的残骸，已经辨认不清了。它刚刚遭到大火焚烧，火苗渐熄，只留下一堆焦碳。焦碳里有些扭曲的人骨，还有几颗烧掉了珐琅质的五星帽徽……是我们的俘虏被关在这房子里头给活活地烧死了……。从那以后不管杀多少人我都没有感觉了。当我看见那些烧焦的残尸时，我不能控制自己，脑子里除了复仇的欲望什么也没有。”
“……我从前线回来时，头发全白了。我才二十一岁，却象个小老太婆。我挂过彩，受过震伤，一只耳朵几乎聋了。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相信你准会回来的，我白天黑夜都在为你祈祷呀。’我哥哥已经死在北方了。”
妈妈说：“无论是生儿还是生女，如今全一个样。不过，他到底是个男子汉，有义务保卫祖国。而你却是女孩子。我总在祈祷一件事：与其你受伤残废，倒不如被打死来得好……”
“我老家在切里亚宾斯克州（我不是白俄罗斯人，是后来我丈夫把我带到此地的），那儿有各种金属采矿场。只要爆破的小炮一响——爆破通常都在夜里——我总是刹那间就丛床上跳起来，头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随便跑到哪儿都行。这时妈妈就把我抓住，紧紧地搂在怀里，象哄小孩一样哄我。我好几次从床上一个跟头栽下来，去抓外套……”
屋子里暖烘烘的，可是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裹着一条厚羊毛毯，还浑身发冷。她继续给我讲：
“有一回，我们的侦察兵抓回一个德军军官：有见事他十分疑惑。就是在前些日子他阵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全都是脑门上一枪毙命。他说，普通的狙击手是没有这种手法的‘请你们告诉我。’他请求到‘这位神枪手是谁？我想见一见他’我们团长对他说：‘很遗憾不能指给你看了，那是个年轻的女狙击手，已经牺牲了。’她就是萨沙 施里亚霍娃，她是在单独执行潜伏任务时被打死的。使她遭殃的是她那条心爱的红围巾。她非常喜欢这条围巾，旧怎么也不肯取下它，结果在雪地里暴露了位置。当这个德国军官听到这一切都是一个女人干出来的时候，他垂下了脑袋，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们常常两人一组，在中间地带从早晨一直潜伏到夜晚，在战位上一动也不能动，眼里流着泪，手臂发麻，就连身子也由于紧张而失去知觉，真是难过极了。冬天尤其难熬，雪就在你身下融化。天刚破晓，我们就出发，知道天黑才能在夜幕下撤回。我们常常趴在雪地里，树梢上，蹲在棚子里或被毁坏的房屋顶上，一连十二个钟头甚至更长。我们在那儿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我们尽量靠近敌人选择监视点，中间只隔七百到八百米。有时连五百米都不到。”
“我不知道我们当时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反正上帝没让女人成为兵士。我在给您讲一件事情……”
“我们开始反攻了，推进十分迅速。但后勤部队被远远甩在后面，炊事车也被炸毁了，一连几天吃不上热饭，全靠面包干过活，大家舌头都磨破了，简直再也嚼不动那玩意了。”
“我的副手被地雷炸死了，于是我又带了一个新兵到前沿去。突然，一匹小马出现在中间地带。它真漂亮，尾巴特别柔软……它悠然自得地溜达着，好象周围什么也没发生，也根本不存在战争。我们听到德国人在嚷嚷，大概是从他们阵地上跑丢的。我们的战士也在吵个不休：
“它要逃走了，打死来煮一锅马肉汤就好了……”
“这距离冲锋枪打不着！”
大家看着我们：
“狙击手过来了。先请她们打吧……快打呀，姑娘们！”
“怎么办？我想都没想。抬手就开了枪。小马腿一软，横倒了下来，细声细气的嘶鸣着，声音随风飘了过来……”
“我在事后才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漂亮可爱的小马，我竟然一枪把它打死了，要拿它来煮汤喝！可当时，我听到背后有人在哭，回头一看，是那个新兵。”
“怎么啦你？”我问
“‘我可怜那匹小马……’她
我们回到排里，大伙开会讨论我的行为。我们的团小组长克拉瓦 伊万诺娃劝我说：‘不要同情他们，应该恨他们……’他的父亲是被法西斯杀害的。那时我们常常喜欢围在一堆唱歌，而她总是请求说“‘别唱了，姑娘们，等我们打垮了这帮恶棍再唱吧。’”
几天后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打电话给我，约我到她前线的战友克拉夫季娜 科罗辛娜家里去做客。于是我又一次得知，姑娘们成为战士，杀人，是多么的不简单。
克拉夫季娜 科罗辛娜（上士，狙击手）说：
“我们卧倒后，我开始观测。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人欠着腰站了起来，我手指头一动，他就倒下了。您知道吗？我一个劲的哆嗦，全身战抖。我哭了。我以前是朝靶子射击……根本不在乎。可是在这里，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的呢？……”
“但这种恐惧很快就过去了，一次我们行军路过东普鲁士的一个小镇。到达那里时，道路旁有一座既象板棚又象房屋的建筑的残骸，已经辨认不清了。它刚刚遭到大火焚烧，火苗渐熄，只留下一堆焦碳。焦碳里有些扭曲的人骨，还有几颗烧掉了珐琅质的五星帽徽……是我们的俘虏被关在这房子里头给活活地烧死了……。从那以后不管杀多少人我都没有感觉了。当我看见那些烧焦的残尸时，我不能控制自己，脑子里除了复仇的欲望什么也没有。”
“……我从前线回来时，头发全白了。我才二十一岁，却象个小老太婆。我挂过彩，受过震伤，一只耳朵几乎聋了。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相信你准会回来的，我白天黑夜都在为你祈祷呀。’我哥哥已经死在北方了。”
妈妈说：“无论是生儿还是生女，如今全一个样。不过，他到底是个男子汉，有义务保卫祖国。而你却是女孩子。我总在祈祷一件事：与其你受伤残废，倒不如被打死来得好……”
“我老家在切里亚宾斯克州（我不是白俄罗斯人，是后来我丈夫把我带到此地的），那儿有各种金属采矿场。只要爆破的小炮一响——爆破通常都在夜里——我总是刹那间就丛床上跳起来，头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随便跑到哪儿都行。这时妈妈就把我抓住，紧紧地搂在怀里，象哄小孩一样哄我。我好几次从床上一个跟头栽下来，去抓外套……”
屋子里暖烘烘的，可是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裹着一条厚羊毛毯，还浑身发冷。她继续给我讲：
“有一回，我们的侦察兵抓回一个德军军官：有见事他十分疑惑。就是在前些日子他阵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全都是脑门上一枪毙命。他说，普通的狙击手是没有这种手法的‘请你们告诉我。’他请求到‘这位神枪手是谁？我想见一见他’我们团长对他说：‘很遗憾不能指给你看了，那是个年轻的女狙击手，已经牺牲了。’她就是萨沙 施里亚霍娃，她是在单独执行潜伏任务时被打死的。使她遭殃的是她那条心爱的红围巾。她非常喜欢这条围巾，旧怎么也不肯取下它，结果在雪地里暴露了位置。当这个德国军官听到这一切都是一个女人干出来的时候，他垂下了脑袋，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们常常两人一组，在中间地带从早晨一直潜伏到夜晚，在战位上一动也不能动，眼里流着泪，手臂发麻，就连身子也由于紧张而失去知觉，真是难过极了。冬天尤其难熬，雪就在你身下融化。天刚破晓，我们就出发，知道天黑才能在夜幕下撤回。我们常常趴在雪地里，树梢上，蹲在棚子里或被毁坏的房屋顶上，一连十二个钟头甚至更长。我们在那儿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我们尽量靠近敌人选择监视点，中间只隔七百到八百米。有时连五百米都不到。”
“我不知道我们当时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反正上帝没让女人成为兵士。我在给您讲一件事情……”
“我们开始反攻了，推进十分迅速。但后勤部队被远远甩在后面，炊事车也被炸毁了，一连几天吃不上热饭，全靠面包干过活，大家舌头都磨破了，简直再也嚼不动那玩意了。”
“我的副手被地雷炸死了，于是我又带了一个新兵到前沿去。突然，一匹小马出现在中间地带。它真漂亮，尾巴特别柔软……它悠然自得地溜达着，好象周围什么也没发生，也根本不存在战争。我们听到德国人在嚷嚷，大概是从他们阵地上跑丢的。我们的战士也在吵个不休：
“它要逃走了，打死来煮一锅马肉汤就好了……”
“这距离冲锋枪打不着！”
大家看着我们：
“狙击手过来了。先请她们打吧……快打呀，姑娘们！”
“怎么办？我想都没想。抬手就开了枪。小马腿一软，横倒了下来，细声细气的嘶鸣着，声音随风飘了过来……”
“我在事后才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漂亮可爱的小马，我竟然一枪把它打死了，要拿它来煮汤喝！可当时，我听到背后有人在哭，回头一看，是那个新兵。”
“怎么啦你？”我问
“‘我可怜那匹小马……’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