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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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事，集体农庄的主席不同意我走，如果我们全都上前线，整个农庄都会瘫痪的。我们去共青团区委会，也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我们以本地区代表团的身份去找州团委，还没被批准。后来我们决定，既然我们在莫斯科，干脆就到共青团中央去。我们当中派谁去报告？谁有这个勇气？后来我们想，索性大家一块去。可是，我们连团中央的们都进不了，从西面逃出来的青年全挤到这里来了，他们是要来为亲人报仇的。
“到晚上，我们总算见到了书记。他问我们：‘怎么，你们连枪都不会放，就想上前线了？’我们告诉他，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哪儿学的？……学的怎么样？……你们会包扎吗？’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员会举办的那个训练班，地区医院的医生也教过我们包扎。这下好了，我们手里有了王牌。我们还告诉他，我们不仅是这几个人，总共有四十多人呢，全都会射击，也掌握了初步的医疗知识。书记最后对我们说：‘回去等着吧，你们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过了整整两天，通知书送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去兵役委员会报道，在那里我们被带进一个门，又被带进另一个门。我原来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辫子，我一直为它感到自豪。可是等我走出兵役委员会，它已经不在了……衣服裙子也收了上去。我都来不及把裙子，辫子给妈妈送去……她多希望在身边保留一些我的东西啊……我们当场就换上了套头军服，戴上了船型帽，领到了背囊，然后被装进了运兵列车……”
“我们不知道将会被编进哪支部队，也不知道火车载着我们朝哪个方向开。说到底，我们对于干什么工作根本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线就成。大家都在作战，我们也一样。我们开到了谢尔科夫车站，离它不远处是一所女子射击培训学校。原来我们都要在这里完成狙击手课程。”
“学习开始了。各种条令我们都得掌握。警卫勤务、纪律条令、原地伪装、化学防护。女孩子们个个都很努力，我们学会了闭着眼睛装拆狙击步枪和确定风速。捕捉移动目标、测定距离、挖掩体、匍匐前进等科目我们也全掌握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兵器作业和队列作业都得了‘全优’。我记得，我最苦恼的是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就必须收拾完毕。我们把长统靴按尺码排列成一、二、三、四号，好尽快穿上，以免耽误时间。五分钟时间里，必须穿好衣服，皮靴并进入队列。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光着脚穿上长统靴去站队。有个小丫头险些把脚冻坏了。司务长发现后，猛训我们一顿，接着便教我们如何裹包脚布。他爱我们耳旁唠唠叨叨：‘姑娘们，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们训练成真正的战士，而不是德国佬的枪靶呢？’”
“好了，我们总算上了前线，在奥尔沙一带。我们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师……，我至今还记得师长是波罗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们就火了：‘这不是硬把别人不要的包袱推给我吗！’可是接下来就把我们邀到他那儿，招待我们吃饭。当我们听见他问自己的副官：‘我们可还有茶点？’时，心里都觉得委屈极了：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啦？！我们都是狙击手，是来打仗的！可他不把我们当作战士，却拿我们当小丫头看。当然，从年龄上看，我们确实可以当他的女儿。‘要我拿你们怎么办呢，我亲爱的姑娘们？’——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态度，这样欢迎我们的。而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是战士了……”
“第二天他要求我们表演一下，检验我们射击技术和原地隐蔽的技术到底怎么样。我们枪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击手（他们只是从前沿阵地召回集训了几天）还强。接着是原地伪装……，上校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观察着草地，然后站在一个土墩上——他一点都没发觉。可是这是‘土墩’却在他脚底下哀求了起来：‘哎哟，上校同志，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真是笑死人了！上校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伪装得这么好。于是他说：‘现在你们可以上前沿阵地了。’但他还是很为我们担忧，每当我们出发去‘狩猎’时，他总是警告我们要小心，不许冒无谓的风险。”
“那是我们第一次去‘狩猎’，我的副手是玛纱 科兹洛娃。我们在两军间的无人地带挖好掩体，伪装完毕，就趴了下来。我进行监视，玛纱作持枪准备。突然间玛纱捅捅我：‘开枪，开枪！德国人！’”
我对她说‘我观测，你开枪吧！’”
“等我们分工完毕，他早就跑了。”她说。
“我还是固执己见：‘应当先想好射击要领，瞄准好目标：哪儿是板棚，哪儿是白栎树……”
“‘你是在学校解方程式吗？我们到这里是杀德国人来的！’”
“我看出玛纱已经发火了。”
“‘那好，就这样开枪吧，你怎么不开？’”
“我们就这样吵着。这时一个德国军官正在给他手下的士兵下命令。来了一辆马车，士兵们流水作业地卸着货物。这个军官站在那儿又说了几句什么，就消失了。而我们还在争执。我发现那军官又露面了，如果我们再错过一次机会，他就可能跑掉了。于是，当他第三次露面时，——这是短暂的一瞬间，因为他一出现立刻就会消失——我下决心开枪了。主意一定，却突然又闪出一个念头：这是一个活人哪，虽然是敌人，可毕竟是个活人。于是，我的双手不知怎么发
于是我们以本地区代表团的身份去找州团委，还没被批准。后来我们决定，既然我们在莫斯科，干脆就到共青团中央去。我们当中派谁去报告？谁有这个勇气？后来我们想，索性大家一块去。可是，我们连团中央的们都进不了，从西面逃出来的青年全挤到这里来了，他们是要来为亲人报仇的。
“到晚上，我们总算见到了书记。他问我们：‘怎么，你们连枪都不会放，就想上前线了？’我们告诉他，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哪儿学的？……学的怎么样？……你们会包扎吗？’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员会举办的那个训练班，地区医院的医生也教过我们包扎。这下好了，我们手里有了王牌。我们还告诉他，我们不仅是这几个人，总共有四十多人呢，全都会射击，也掌握了初步的医疗知识。书记最后对我们说：‘回去等着吧，你们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过了整整两天，通知书送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去兵役委员会报道，在那里我们被带进一个门，又被带进另一个门。我原来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辫子，我一直为它感到自豪。可是等我走出兵役委员会，它已经不在了……衣服裙子也收了上去。我都来不及把裙子，辫子给妈妈送去……她多希望在身边保留一些我的东西啊……我们当场就换上了套头军服，戴上了船型帽，领到了背囊，然后被装进了运兵列车……”
“我们不知道将会被编进哪支部队，也不知道火车载着我们朝哪个方向开。说到底，我们对于干什么工作根本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线就成。大家都在作战，我们也一样。我们开到了谢尔科夫车站，离它不远处是一所女子射击培训学校。原来我们都要在这里完成狙击手课程。”
“学习开始了。各种条令我们都得掌握。警卫勤务、纪律条令、原地伪装、化学防护。女孩子们个个都很努力，我们学会了闭着眼睛装拆狙击步枪和确定风速。捕捉移动目标、测定距离、挖掩体、匍匐前进等科目我们也全掌握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兵器作业和队列作业都得了‘全优’。我记得，我最苦恼的是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就必须收拾完毕。我们把长统靴按尺码排列成一、二、三、四号，好尽快穿上，以免耽误时间。五分钟时间里，必须穿好衣服，皮靴并进入队列。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光着脚穿上长统靴去站队。有个小丫头险些把脚冻坏了。司务长发现后，猛训我们一顿，接着便教我们如何裹包脚布。他爱我们耳旁唠唠叨叨：‘姑娘们，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们训练成真正的战士，而不是德国佬的枪靶呢？’”
“好了，我们总算上了前线，在奥尔沙一带。我们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师……，我至今还记得师长是波罗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们就火了：‘这不是硬把别人不要的包袱推给我吗！’可是接下来就把我们邀到他那儿，招待我们吃饭。当我们听见他问自己的副官：‘我们可还有茶点？’时，心里都觉得委屈极了：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啦？！我们都是狙击手，是来打仗的！可他不把我们当作战士，却拿我们当小丫头看。当然，从年龄上看，我们确实可以当他的女儿。‘要我拿你们怎么办呢，我亲爱的姑娘们？’——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态度，这样欢迎我们的。而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是战士了……”
“第二天他要求我们表演一下，检验我们射击技术和原地隐蔽的技术到底怎么样。我们枪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击手（他们只是从前沿阵地召回集训了几天）还强。接着是原地伪装……，上校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观察着草地，然后站在一个土墩上——他一点都没发觉。可是这是‘土墩’却在他脚底下哀求了起来：‘哎哟，上校同志，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真是笑死人了！上校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伪装得这么好。于是他说：‘现在你们可以上前沿阵地了。’但他还是很为我们担忧，每当我们出发去‘狩猎’时，他总是警告我们要小心，不许冒无谓的风险。”
“那是我们第一次去‘狩猎’，我的副手是玛纱 科兹洛娃。我们在两军间的无人地带挖好掩体，伪装完毕，就趴了下来。我进行监视，玛纱作持枪准备。突然间玛纱捅捅我：‘开枪，开枪！德国人！’”
我对她说‘我观测，你开枪吧！’”
“等我们分工完毕，他早就跑了。”她说。
“我还是固执己见：‘应当先想好射击要领，瞄准好目标：哪儿是板棚，哪儿是白栎树……”
“‘你是在学校解方程式吗？我们到这里是杀德国人来的！’”
“我看出玛纱已经发火了。”
“‘那好，就这样开枪吧，你怎么不开？’”
“我们就这样吵着。这时一个德国军官正在给他手下的士兵下命令。来了一辆马车，士兵们流水作业地卸着货物。这个军官站在那儿又说了几句什么，就消失了。而我们还在争执。我发现那军官又露面了，如果我们再错过一次机会，他就可能跑掉了。于是，当他第三次露面时，——这是短暂的一瞬间，因为他一出现立刻就会消失——我下决心开枪了。主意一定，却突然又闪出一个念头：这是一个活人哪，虽然是敌人，可毕竟是个活人。于是，我的双手不知怎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