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

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
作者：谭伯牛
内容简介
《战天京》讲述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郭嵩焘等晚清军政名人的故事。作者在充分了解正史的基础上，大量利用书信、奏折、笔记等史料，抱同情之理解的态度，鲜活再现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晚清军政名人。本书体例融正史、史学论文、演义、评书、历史小说为一体，不仅富有故事性，而且言必有据、杜绝戏说，开历史论著之先河，堪称一本前所未有的晚清人物评著。

序言：史笔、诗笔、画笔


读史是有益的，却未必有味，读小说是有味的，却不一定有益。


所以，愿意并能够读完二十四史的人，恐怕千万人中难遇其一，终身在小说世界里徜徉的人，也许更少。


这不是读者的责任。真正有责任感和有才华的作家，永远都不会苛求读者，而只会随时


接受读者的检验。因为，阅读上的有益而有味，使读者合情合理的追求，过去、现在、将来，永远如此。


作为一名惯于苛求的读者，我刚刚完成对一部作品的检验，同时，也享受了一次精神上的朵颐之快。


《战天京》从内容上看，无异于一部晚清军政档案，却很难在体例上定位，它几乎融合了中国文化写作中所有的体例。这是一个大胆而高明的创意，因为，一种文体带给作者的自由程度越高，带给读者的阅读快感就会越强烈。因此，《战天京》带给我们的，时而是宏大的历史摄像，时而是精密的逻辑分析，时而是谐谑的调侃，时而是苍凉的咏叹……


体例的卓尔不凡，已成夺人的先声，而史料的翔实则使人眼服心服。很难想象，作者收集、整理并使用这些史料，要花多少心血！最见才情功力的是，所有史料的运用，都是为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种具体的观点而设，旁征博引而又剪裁得当，加上作者俏伎而中肯的评译，那些原本可能枯燥的资料，便成了色香味俱全的肴点。这个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似无先例。


《战天京》在语言的风格与质量上，亦有其独具的优势。凝练而优雅的文言语精当而活泼的语体文相糅合，使全书流淌出一种流水行云般的语言韵味，时尚语言与经典语言的有机结合，常使人产生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联想。语言到这种境界，与功力相关，亦当与天赋有关。用董桥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造诣。


本书的男主角分别是曾、李、左，他们组成了晚清军政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三人行，一个多世纪以来，对此三人的评说，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本书作者对此三人的评述，颇不乏慧心妙笔，远非那些学究或学霸们所能企及。


史笔见其真，诗笔见其美，画笔见其巧。


有此三笔，可以传世矣。


符笑汀


2003年岁暮草于长沙西园

湘军，耕读文化的最后守护者


文/十年砍柴


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首次在天涯网站煮酒论史连载后，立刻引起了“千军万马来追牛”的奇观。许多网友一天数次上网，看是否有新的文字上传，一些心急的甚至口出怨言，怨伯牛勾起馋虫后，却“上菜”太慢。


而今伯牛的全文付梓，关注咸同之世，乃至关注清史的朋友再不用忍受望眼欲穿的煎熬，大可捧书从容咀嚼。伯牛的这本书在网上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半世纪前的那段往事，不仅没有湮没于尘埃中，反而激活了那么多年轻人的历史兴趣？因为对一段历史的关注，显然不能仅仅以好奇能解释的。


看完全书，我眼前立刻浮现出童年时在湘中老家的一幕场景，尽管经过了“破四旧”“文革”等大风暴，但湘中的穷乡僻壤中依然保存一些“不合时宜”的习俗，其中有过年时必定给堂屋正中祖宗牌位两边用大红纸写一种叫“家仙”的对联。我记得写得最多的一副对联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就是湖南农村人生的终极意义，即使是不识几个字的爷爷，也能给我准确解释这份对联的内容。后来年岁渐长，见识渐宽，我回味这副对联时，更能理解几个世纪来湖南的社会结构实质上一种典型的耕读社会，读书耕田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事情，而通过耕读最高的人生目的就是谋国忠，事亲孝。


湘军在太平天国起于广西后，为保家卫乡也趁势而起，谁承想这支主要由书生加农民构成的民兵队伍竟然成就了那么一番伟业，不仅保住三湘，肃清东南，且最后湘军遍天下，督抚中出自湘军者占大半。湘军将士的成功生动地解释了那副对联。


书生和农民在职业上不是泾渭分明，他们在心理结构上是同一的，农民读书明理便可以入阁拜相，读书无出路者照样可以当农民。伯牛全书以曾国藩、左宗棠这湘军双子星座的交往为主轴，缓缓地展开了咸同之世的宫廷、官场、战场。无论是科场顺利，38岁就有卿贰之贵的曾，还是前半生蹭蹬蹉跎，欲以耕读山野了却余生的左，他们本质上就是个农民。洪杨势炽后，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出山，是为了卫乡，卫明教，实际上就是保卫耕读文化及这种文化带来的秩序。


曾氏练勇之初，重用书生和农民，决非偶然，是他要保卫耕读文化的使命感使然。湘军以及他的兄弟部队淮军打出了一个虚假的“同治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