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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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兴是耕读文化的回光返照，湘军也便成了耕读文化最后的守护者。
中国一直是个农耕社会，耕读传家不仅为湖南人推崇，只是湖南人将耕读至上的价值观发挥到极至，直到今天外人评价湖南人还是：“湖南人会读书，会作田，能打仗，就是不会经商。”太平军的骨干是炭工加群氓，因此他们对儒家所代表的耕读秩序没有天然的敬畏，接受那种被书生和农民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洋教”很自然，这种耶稣的中国儿孙们要赶走孔子，那么在耕读文化最发达的湖南，也自然会遇到最大的阻力。
湘军的成功可看成耕读这种内敛性文化保护自己尊严最后的努力，湘军的失败亦可看成这种文化在世界大势面前的脆弱和悲凉。湘军能胜太平天国，使不能再延续的耕读文化似乎找到了虚幻的安慰，可甲午中日一战，魏光焘等后期湘军将领带兵去辽东，大败而归。湘军的神话彻底破灭了，耕读文化的梦也破灭了。于是以魏光焘、刘坤一等湘军后期代表人物在痛苦中反思，但真正将这种反思深入下去的是湘军的后裔们，于是我们在后来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看到了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等许多湘人的身影。
研究或演绎咸同之世和湘军的书汗牛充栋，最早的当推湘中大儒王闿运的《湘军志》，壬秋先生既是曾左同乡兼好友，又是肃顺西宾，相识满天下，咸同之世许多大事他都亲身经历，因此他的叙述当然有权威性，但同时代做史者往往有一大缺陷，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难以有纵深的眼光。长沙才子唐浩明三卷本《曾国藩》一出，顿时洛阳纸贵，但毕竟是小说，以情节而非史实取胜。《湘军志》出世后一百多年，我们对于湘军的研究太囿于意识形态的力量，客观性不够。对曾、左、李的评价往往走向两极，不是中兴名臣、道德楷模，就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签订屈辱条约的卖国贼。历史在政治的大手下，像一团橡皮泥被玩来玩去。
显然，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不满足于简单地接受前人的历史观和言说方式，试图自己通过真实的史料，来发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并据此来思考中国社会变革所遇到的路径困惑。在这方面，两位年轻的朋友做的努力引起关注。一位是写《蓝衣社碎片》的丁三，一位是本书的作者谭伯牛。他们都非历史科班出身，但思维开阔，行文没有学院派的晦涩，又决不是无端戏说解构，而是非常扎实地占有资料，非常缜密的应用资料。谭伯牛和丁三都厌倦那种先有观点再找资料的方法，而是不加偏见地去寻找、分析资料，——这是对历史真正负责的态度。两个人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同龄人的强烈共鸣，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方法符合准备对历史发表自己看法的70年代人的心态。
面对同样的历史，我们的眼光必须超越前人。
再回首湘军这个耕读文化最后守护者的悲剧性命运，我们更能明白“无可奈何花落去”，更能明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中国特色”被庸俗化的今日语境下，会使我们保持某种清醒。
我想最后介绍一下故乡一块墓碑的命运，来结束全文。随曾国荃攻进天京后突然身亡的李臣典坟墓距我所读的中学不到5里路，他的暴亡原因史界争论不休，但他的风光大葬却在故乡老一辈口中传说至今。“文革”中，他的墓碑被人拆了去修路，到了80年代后，有关部门又找回那块墓碑重新立在坟前。高二的一个细雨飘拂的春日，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李臣典萋萋坟前，看到了那块重立的墓碑写着：“太子少保一等子爵谥忠勇侯”。
那块墓碑的遭遇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后人眼中的湘军。
化干戈为玉帛的文体和事实
文/夏筱雅
“手持长矛抢火枪，这是浪漫主义；写秉上诉，规定文体为现实主义风格。文体和事实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马尔克斯或者残雪的叙事才能，估计谁也写不清这件匪夷所思、耸人听闻的事件。”
谭伯牛在《战天京.白云可杀不可留》中这样调侃清名将陈国瑞和刘铭传之间的一场传奇般的火拼。读到这里，不禁敬佩，这些名动一时的将军，果有过人之处，武能征战破敌，文
能刀笔官司，且进可用状似平实文风攻敌，退足以看若公允字句自保。当然，清代以至历代军中皆有幕僚文书，极有可能奏折手秉都并非二人亲力亲为，但是，仍可看出叙述方法，即使对于武夫也是性命攸关所在。
武夫如此，文人更如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立言载道都要靠适当的文字，能够彰显增色自然是好，虽说不能因辞害意，至少不能辞不答意。为有效起见，文体成为规范文字的一种简便的圭臬。
至于治史，特别讲究叙述体例，“名正则言顺”，治史之人，即便是有孔圣的春秋笔法，或如太史文正公削伐裁度，必当遵守一经创建即已沿袭成规的体例，才不失为严谨大度的正史巨著。别传固然在取材方面灵动活泼，尽得遗闻佚事之便，但是，征信的要求还是基本的。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以传信录为副题，征引了大量往来公文、奏折、谕旨和信函，不仅兼顾志状述传略记言录等别传体例，而且征引处随手别裁，文言白话，旧章新词，无不妥帖，若符合契，行云流水中法度严谨，六经注我时浑然天成。
咸同年间多战事，如开
中国一直是个农耕社会，耕读传家不仅为湖南人推崇，只是湖南人将耕读至上的价值观发挥到极至，直到今天外人评价湖南人还是：“湖南人会读书，会作田，能打仗，就是不会经商。”太平军的骨干是炭工加群氓，因此他们对儒家所代表的耕读秩序没有天然的敬畏，接受那种被书生和农民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洋教”很自然，这种耶稣的中国儿孙们要赶走孔子，那么在耕读文化最发达的湖南，也自然会遇到最大的阻力。
湘军的成功可看成耕读这种内敛性文化保护自己尊严最后的努力，湘军的失败亦可看成这种文化在世界大势面前的脆弱和悲凉。湘军能胜太平天国，使不能再延续的耕读文化似乎找到了虚幻的安慰，可甲午中日一战，魏光焘等后期湘军将领带兵去辽东，大败而归。湘军的神话彻底破灭了，耕读文化的梦也破灭了。于是以魏光焘、刘坤一等湘军后期代表人物在痛苦中反思，但真正将这种反思深入下去的是湘军的后裔们，于是我们在后来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看到了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等许多湘人的身影。
研究或演绎咸同之世和湘军的书汗牛充栋，最早的当推湘中大儒王闿运的《湘军志》，壬秋先生既是曾左同乡兼好友，又是肃顺西宾，相识满天下，咸同之世许多大事他都亲身经历，因此他的叙述当然有权威性，但同时代做史者往往有一大缺陷，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难以有纵深的眼光。长沙才子唐浩明三卷本《曾国藩》一出，顿时洛阳纸贵，但毕竟是小说，以情节而非史实取胜。《湘军志》出世后一百多年，我们对于湘军的研究太囿于意识形态的力量，客观性不够。对曾、左、李的评价往往走向两极，不是中兴名臣、道德楷模，就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签订屈辱条约的卖国贼。历史在政治的大手下，像一团橡皮泥被玩来玩去。
显然，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不满足于简单地接受前人的历史观和言说方式，试图自己通过真实的史料，来发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并据此来思考中国社会变革所遇到的路径困惑。在这方面，两位年轻的朋友做的努力引起关注。一位是写《蓝衣社碎片》的丁三，一位是本书的作者谭伯牛。他们都非历史科班出身，但思维开阔，行文没有学院派的晦涩，又决不是无端戏说解构，而是非常扎实地占有资料，非常缜密的应用资料。谭伯牛和丁三都厌倦那种先有观点再找资料的方法，而是不加偏见地去寻找、分析资料，——这是对历史真正负责的态度。两个人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同龄人的强烈共鸣，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方法符合准备对历史发表自己看法的70年代人的心态。
面对同样的历史，我们的眼光必须超越前人。
再回首湘军这个耕读文化最后守护者的悲剧性命运，我们更能明白“无可奈何花落去”，更能明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中国特色”被庸俗化的今日语境下，会使我们保持某种清醒。
我想最后介绍一下故乡一块墓碑的命运，来结束全文。随曾国荃攻进天京后突然身亡的李臣典坟墓距我所读的中学不到5里路，他的暴亡原因史界争论不休，但他的风光大葬却在故乡老一辈口中传说至今。“文革”中，他的墓碑被人拆了去修路，到了80年代后，有关部门又找回那块墓碑重新立在坟前。高二的一个细雨飘拂的春日，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李臣典萋萋坟前，看到了那块重立的墓碑写着：“太子少保一等子爵谥忠勇侯”。
那块墓碑的遭遇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后人眼中的湘军。
化干戈为玉帛的文体和事实
文/夏筱雅
“手持长矛抢火枪，这是浪漫主义；写秉上诉，规定文体为现实主义风格。文体和事实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马尔克斯或者残雪的叙事才能，估计谁也写不清这件匪夷所思、耸人听闻的事件。”
谭伯牛在《战天京.白云可杀不可留》中这样调侃清名将陈国瑞和刘铭传之间的一场传奇般的火拼。读到这里，不禁敬佩，这些名动一时的将军，果有过人之处，武能征战破敌，文
能刀笔官司，且进可用状似平实文风攻敌，退足以看若公允字句自保。当然，清代以至历代军中皆有幕僚文书，极有可能奏折手秉都并非二人亲力亲为，但是，仍可看出叙述方法，即使对于武夫也是性命攸关所在。
武夫如此，文人更如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立言载道都要靠适当的文字，能够彰显增色自然是好，虽说不能因辞害意，至少不能辞不答意。为有效起见，文体成为规范文字的一种简便的圭臬。
至于治史，特别讲究叙述体例，“名正则言顺”，治史之人，即便是有孔圣的春秋笔法，或如太史文正公削伐裁度，必当遵守一经创建即已沿袭成规的体例，才不失为严谨大度的正史巨著。别传固然在取材方面灵动活泼，尽得遗闻佚事之便，但是，征信的要求还是基本的。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以传信录为副题，征引了大量往来公文、奏折、谕旨和信函，不仅兼顾志状述传略记言录等别传体例，而且征引处随手别裁，文言白话，旧章新词，无不妥帖，若符合契，行云流水中法度严谨，六经注我时浑然天成。
咸同年间多战事，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