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扪虱谈鬼录（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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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间故事，人们把这古代的水神变得更为亲切，好像本来就是生活在民间的一个凡人，只是“得道”，才成了水神：“冯夷，华阴潼乡人也，得仙道化为河伯。”通过什么途径得的仙道？这里语焉不详，倒是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四）所记更能透露出一些民间传说的信息：
弘农冯夷，华阴潼乡堤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又《五行书》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远行，溺没不返。”
原来冯夷的得道，乃是因为他的“溺死”。他本来就是属于今天陕西省华阴县的一个乡下人，只是在渡黄河时，不慎淹死了，于是就被天帝任命为河伯。在冯夷之前，黄河里淹死的人总有成千上万了吧，而且身份比他高贵的也不在少数，但为什么天帝偏偏要署他为河伯呢？理由是只能揣测了。从善的方面讲，就是他做了河伯之后，会因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而保护人们不要再被溺死；而从恶的方面理解，则《五行书》所言，似是告诫人们不要在冯夷遭难的那天治船远行，也就是预防河伯在那天要拉客下水了。但我们还是以君子之心度人为好，所以就不妨认定河伯起码平时是保护人们不溺水的。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例子就是《搜神记》（卷五）中那位“丁新妇”的故事：
淮南全椒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今江苏南京）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经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
一个是每逢庚辰日就告诫人们不要下河行船，一个是把每年九月九日变成了“劳动妇女节”，给全体妇女放假一天。一个被恶婆婆虐待自缢而死的鬼魂成了保护妇女的神明，正与一个溺死的鬼魂成了救溺的神明一样。
如果这种猜测不错，那么冯夷就是第一个成神的溺鬼。这种因自己溺死而成为水神的，在后代也有，较为著名的是自南宋即开始为江南民间所信仰的威济李侯，据南宋无名氏的《鬼董》所载，他就是死于水而成神，成了治水之神祠山张大帝的部下。另如清人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九所记的“湔江女神”：四川石泉县刘氏女，溺水死后，“湔江中有人堕水者，往往遇神人拯之而免，其神人之状，则少女而白衣，乃知即刘女也。嗣后灵迹甚著，邑人醵金建庙，颜曰‘湔江水神庙’，香火颇盛。”这总可以看出江河沿岸的百姓对这种神明功能的企望。
而与此相反的一种，则是“江伥”，即讨替身的淹死鬼。这种伥鬼最早见于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其逸文卷三云：
江河边多伥鬼，往往呼人姓名，应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诱之也。
又逸文卷四云：
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号为伥，须得一人代之。虽闻泛言，往往而有。
“江伥”这名字后来就不再被人使用，直称为“溺鬼”，这大约是溺死者如果不寻替身就不能投生转世，其为伥定而不移，也就没必要专门说明了。实际上讨替身的溺鬼也并不仅在江河湖泊，就是井中的溺鬼也要求代的。南宋钱世昭《钱氏私志》载有一则：
绍兴间，吴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董德之太尉率众作大方石板，盖井口，止能下水桶，遂无损人之患。有人夜行，闻井中叫云：“你几个怕坏了活人，我几个几时能勾（够）托生！”
这最后一句画龙点睛，颇可收入《笑林》或禅门语录了。关于这种溺鬼的故事，自宋以来在笔记小说中屡屡见之，所有这些荒诞无稽的故事的最直截的教育作用，就是让人们在经常发生溺人事故的水滨特别留心，不但不要轻易下水，最好离得远一些。有时这些故事的效用要比在水边插一块警示牌大得多。
而溺鬼的讨替身既有强拉硬拽，更多的则用诱骗之术；而其骗术又多为财色，正是编故事者对近水而居者的告诫，因为实际生活中的溺死更多的是人为犯罪案件，所以防溺鬼也就等于防水边的匪人。南宋洪迈《夷坚甲志》卷四“蒋保亡母”一条说得既含蓄又透彻，正可见老辈人编故事的用心良苦：
乡人马叔静之仆蒋保，尝夜归，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滨，邀同浴。保已解衣，将入水，忽闻有呼其姓名者，声甚远。稍近听之，乃亡母也。大声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与浴。”已而母至，即负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掷于竹间。居人闻外有响，出视之，独见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
而防范意识的增强，其效力就不会局限于水边了，狭邪赌场，无不有“江伥”在焉。鬼故事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真可以补“圣教”之不足。清人袁枚《子不语》卷三“水仙殿”一条云：廪生程某，遇黑衣人，诱其去“水仙殿”游玩，同出涌金门，到西湖边，见水面宫殿金碧辉煌，中有数美女艳妆歌舞。黑衣人指曰：“此水仙殿也。在此处看美女与在学堂中作八股，哪个更快活？”这故事就颇有劝阻年轻书生少去网吧和歌舞厅的寓意，其教育意义已经超出了防溺鬼的范围。而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所记溺鬼多幻为狭邪人家，绮帷罗幔，绣被锦衾，好色之徒欣然登床，在旁观者眼里看到的却是跨上了桥的栏杆。
从溺鬼的行为来看，虽然损人利己很是可恶，但“江伥”与“虎伥”相比，就不那么卑鄙无耻，有时也很招人同情。如明人张瀚《松窗梦语》所记两个溺死的青
弘农冯夷，华阴潼乡堤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又《五行书》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远行，溺没不返。”
原来冯夷的得道，乃是因为他的“溺死”。他本来就是属于今天陕西省华阴县的一个乡下人，只是在渡黄河时，不慎淹死了，于是就被天帝任命为河伯。在冯夷之前，黄河里淹死的人总有成千上万了吧，而且身份比他高贵的也不在少数，但为什么天帝偏偏要署他为河伯呢？理由是只能揣测了。从善的方面讲，就是他做了河伯之后，会因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而保护人们不要再被溺死；而从恶的方面理解，则《五行书》所言，似是告诫人们不要在冯夷遭难的那天治船远行，也就是预防河伯在那天要拉客下水了。但我们还是以君子之心度人为好，所以就不妨认定河伯起码平时是保护人们不溺水的。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例子就是《搜神记》（卷五）中那位“丁新妇”的故事：
淮南全椒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今江苏南京）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经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
一个是每逢庚辰日就告诫人们不要下河行船，一个是把每年九月九日变成了“劳动妇女节”，给全体妇女放假一天。一个被恶婆婆虐待自缢而死的鬼魂成了保护妇女的神明，正与一个溺死的鬼魂成了救溺的神明一样。
如果这种猜测不错，那么冯夷就是第一个成神的溺鬼。这种因自己溺死而成为水神的，在后代也有，较为著名的是自南宋即开始为江南民间所信仰的威济李侯，据南宋无名氏的《鬼董》所载，他就是死于水而成神，成了治水之神祠山张大帝的部下。另如清人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九所记的“湔江女神”：四川石泉县刘氏女，溺水死后，“湔江中有人堕水者，往往遇神人拯之而免，其神人之状，则少女而白衣，乃知即刘女也。嗣后灵迹甚著，邑人醵金建庙，颜曰‘湔江水神庙’，香火颇盛。”这总可以看出江河沿岸的百姓对这种神明功能的企望。
而与此相反的一种，则是“江伥”，即讨替身的淹死鬼。这种伥鬼最早见于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其逸文卷三云：
江河边多伥鬼，往往呼人姓名，应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诱之也。
又逸文卷四云：
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号为伥，须得一人代之。虽闻泛言，往往而有。
“江伥”这名字后来就不再被人使用，直称为“溺鬼”，这大约是溺死者如果不寻替身就不能投生转世，其为伥定而不移，也就没必要专门说明了。实际上讨替身的溺鬼也并不仅在江河湖泊，就是井中的溺鬼也要求代的。南宋钱世昭《钱氏私志》载有一则：
绍兴间，吴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董德之太尉率众作大方石板，盖井口，止能下水桶，遂无损人之患。有人夜行，闻井中叫云：“你几个怕坏了活人，我几个几时能勾（够）托生！”
这最后一句画龙点睛，颇可收入《笑林》或禅门语录了。关于这种溺鬼的故事，自宋以来在笔记小说中屡屡见之，所有这些荒诞无稽的故事的最直截的教育作用，就是让人们在经常发生溺人事故的水滨特别留心，不但不要轻易下水，最好离得远一些。有时这些故事的效用要比在水边插一块警示牌大得多。
而溺鬼的讨替身既有强拉硬拽，更多的则用诱骗之术；而其骗术又多为财色，正是编故事者对近水而居者的告诫，因为实际生活中的溺死更多的是人为犯罪案件，所以防溺鬼也就等于防水边的匪人。南宋洪迈《夷坚甲志》卷四“蒋保亡母”一条说得既含蓄又透彻，正可见老辈人编故事的用心良苦：
乡人马叔静之仆蒋保，尝夜归，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滨，邀同浴。保已解衣，将入水，忽闻有呼其姓名者，声甚远。稍近听之，乃亡母也。大声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与浴。”已而母至，即负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掷于竹间。居人闻外有响，出视之，独见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
而防范意识的增强，其效力就不会局限于水边了，狭邪赌场，无不有“江伥”在焉。鬼故事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真可以补“圣教”之不足。清人袁枚《子不语》卷三“水仙殿”一条云：廪生程某，遇黑衣人，诱其去“水仙殿”游玩，同出涌金门，到西湖边，见水面宫殿金碧辉煌，中有数美女艳妆歌舞。黑衣人指曰：“此水仙殿也。在此处看美女与在学堂中作八股，哪个更快活？”这故事就颇有劝阻年轻书生少去网吧和歌舞厅的寓意，其教育意义已经超出了防溺鬼的范围。而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所记溺鬼多幻为狭邪人家，绮帷罗幔，绣被锦衾，好色之徒欣然登床，在旁观者眼里看到的却是跨上了桥的栏杆。
从溺鬼的行为来看，虽然损人利己很是可恶，但“江伥”与“虎伥”相比，就不那么卑鄙无耻，有时也很招人同情。如明人张瀚《松窗梦语》所记两个溺死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