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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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眼神总是如斯忧郁。
太宰或许不能理解鲁迅留学时所受到的歧视，以及作为一个没落帝国的子民，在日俄战争中所受到的刺激，但他显然很努力地想理解这个影响中国的作家，并且与他在文学中对话。研究者藤井省三曾为文讨论过太宰的《惜别》，提及小说里鲁迅写了一段文章给“我”，内容正是《摩罗诗力说》的部分段落。“我”回应说：“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丰富的含蓄。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我”并进一步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快速地运转，都可能马上就损毁。”
或许，这才是太宰治抵抗家族权力，对时局与自身情感的迷惘，依靠酒精、毒品、放纵情欲外，真正支持他的根本力量？他希望自己的文学是不断滚动人生的润滑剂，是无用却能浸润人心的物事。
太宰与鲁迅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们对父亲形象的抵抗。在这特别的一年里，他或许短暂地从多重的纠结情感里抽身出来，体验了人跟土地的纯粹情感。
只是他终究选择再次告别。
在太宰治的遗作《Good-bye》的前言中，他提到唐代于武陵的诗：“人生足别离。”劝酒的人说，不要再推辞斟满酒杯了啊，因为“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太宰说他有一位前辈将诗句翻译成“唯有再见才是人生”，相逢的喜悦转瞬即逝，离别的伤心却黯然销魂、如影随形，因此我们一生都得活在告别中。
我将《津轻》视为一部“告别”之作，因为那个太宰归去的故乡，正是他要道别的故乡。而他写鲁迅的作品名为《惜别》（这是藤野送给鲁迅照片背后的题字），则是太宰文学精神的另一面向：他一生中多次想以死亡与世界告别，在我看来，正是太宰“惜别”这个世间之故。那个他想离弃的生命，就是他燃烧的生命；而他离去的故乡，正是他留恋的母土。关于这点，你手上的《津轻》正是美丽的明证。
序章
某年春天，我首度到本州岛北端的津轻半岛游历了一趟。那段三星期左右的旅行，堪可在我三十几年的人生中记上一笔。津轻是我生长的故乡。在那二十年的岁月里，我只去过金木、五所川原、青森、弘前、浅虫、大鳄这几座城镇，其他的村镇一概毫无所闻。
我出生的金木町坐落于津轻平原的正中央，居民有五六千人。这座城镇虽没有值得一提的特色，却难掩一股想跟上摩登都市的作态气息。说好听点，这座城镇好比清水一般恬淡；讲难听点，便是肤浅又爱慕虚荣了。由这里南下十二公里左右，在岩木川的河畔有一座名为五所川原的市镇，那里是这一带物产的集散地，听说居民超过一万人。除了青森和弘前那两座大城以外，这周遭就没有其他城镇的人口破万了。说好听的，那里充满了蓬勃的活力；可倒过来讲，则是嘈杂闹腾。偌小的市镇，不但嗅不到农村的悠然恬静，反而早已悄悄渗入了都市特有的那股令人胆寒的孤寂。打个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为情的夸大譬喻，拿东京来说吧，若说金木是小石川，那么五所川原就相当于浅草。我姨母就住在那里。小时候，比起亲生母亲，我更喜欢腻着这位姨母，因此时常来五所川原的姨母家玩。可以说在我进中学以前，除了五所川原和金木町之外，根本没去过津轻的其他城镇。直到几年后，当我前往青森市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时，那段区区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简直是一趟非比寻常的远征之旅。我甚至把当时满腔的雀跃兴奋，添油加醋地写成了小说。 (1) 文中的记叙并非尽如事实，而是充满既哀伤又逗趣的虚构，不过大致就是我当下的感受。在此节录一段如下：
从村里的小学毕业后，这个少年先搭马车再换火车，一路颠簸地来到了四十公里外县厅所在地的小城市考中学。那一天，少年穿着的服装委实古怪而教人同情。那一身前所未见、散发着孤寂氛围的罕见服饰，是他经年累月巧思的结晶。他特别中意一件白色的法兰绒衬衫，当时自然也穿在了身上，而且这天的衬衫还带着犹如蝴蝶翅膀的大领子，并像穿夏季的开襟衫时外翻盖住西服外套的领子那般，将大领子拉出和服的领口外面披着，看起来倒有点像小孩子的围兜。然而，那副装扮看在可悲又紧张的少年眼里，只怕宛如一位如假包换的贵公子。他下身穿着一件久留米 (2) 藏青底带白条纹的短裙裤 (3) ，再套上长袜和亮锃锃的黑色系带高筒靴，最后还披上了斗篷。
由于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又疾病染身，因而少年的日常生活都由温柔的兄嫂悉心照料。少年央求手巧的兄嫂想法子把衬衫的领子放大，兄嫂笑了他，少年着实动了怒，对于没人能了解自己的美学深感委屈，险些掉下泪来。“潇洒与典雅”，这两个词语涵盖了少年所有的美学……不不不，就连他的整个生命与人生目的，也尽皆涵括在内。他披挂斗篷时故意不系扣子，让斗篷颤巍巍地眼看着就要从偌小的肩头滑落下来，他认定这就叫摩登。真不知道他究竟打哪里学来这么些花招呢。或许这种摩登的思维乃是出于本能，即便没有榜样可
太宰或许不能理解鲁迅留学时所受到的歧视，以及作为一个没落帝国的子民，在日俄战争中所受到的刺激，但他显然很努力地想理解这个影响中国的作家，并且与他在文学中对话。研究者藤井省三曾为文讨论过太宰的《惜别》，提及小说里鲁迅写了一段文章给“我”，内容正是《摩罗诗力说》的部分段落。“我”回应说：“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丰富的含蓄。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我”并进一步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快速地运转，都可能马上就损毁。”
或许，这才是太宰治抵抗家族权力，对时局与自身情感的迷惘，依靠酒精、毒品、放纵情欲外，真正支持他的根本力量？他希望自己的文学是不断滚动人生的润滑剂，是无用却能浸润人心的物事。
太宰与鲁迅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们对父亲形象的抵抗。在这特别的一年里，他或许短暂地从多重的纠结情感里抽身出来，体验了人跟土地的纯粹情感。
只是他终究选择再次告别。
在太宰治的遗作《Good-bye》的前言中，他提到唐代于武陵的诗：“人生足别离。”劝酒的人说，不要再推辞斟满酒杯了啊，因为“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太宰说他有一位前辈将诗句翻译成“唯有再见才是人生”，相逢的喜悦转瞬即逝，离别的伤心却黯然销魂、如影随形，因此我们一生都得活在告别中。
我将《津轻》视为一部“告别”之作，因为那个太宰归去的故乡，正是他要道别的故乡。而他写鲁迅的作品名为《惜别》（这是藤野送给鲁迅照片背后的题字），则是太宰文学精神的另一面向：他一生中多次想以死亡与世界告别，在我看来，正是太宰“惜别”这个世间之故。那个他想离弃的生命，就是他燃烧的生命；而他离去的故乡，正是他留恋的母土。关于这点，你手上的《津轻》正是美丽的明证。
序章
某年春天，我首度到本州岛北端的津轻半岛游历了一趟。那段三星期左右的旅行，堪可在我三十几年的人生中记上一笔。津轻是我生长的故乡。在那二十年的岁月里，我只去过金木、五所川原、青森、弘前、浅虫、大鳄这几座城镇，其他的村镇一概毫无所闻。
我出生的金木町坐落于津轻平原的正中央，居民有五六千人。这座城镇虽没有值得一提的特色，却难掩一股想跟上摩登都市的作态气息。说好听点，这座城镇好比清水一般恬淡；讲难听点，便是肤浅又爱慕虚荣了。由这里南下十二公里左右，在岩木川的河畔有一座名为五所川原的市镇，那里是这一带物产的集散地，听说居民超过一万人。除了青森和弘前那两座大城以外，这周遭就没有其他城镇的人口破万了。说好听的，那里充满了蓬勃的活力；可倒过来讲，则是嘈杂闹腾。偌小的市镇，不但嗅不到农村的悠然恬静，反而早已悄悄渗入了都市特有的那股令人胆寒的孤寂。打个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为情的夸大譬喻，拿东京来说吧，若说金木是小石川，那么五所川原就相当于浅草。我姨母就住在那里。小时候，比起亲生母亲，我更喜欢腻着这位姨母，因此时常来五所川原的姨母家玩。可以说在我进中学以前，除了五所川原和金木町之外，根本没去过津轻的其他城镇。直到几年后，当我前往青森市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时，那段区区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简直是一趟非比寻常的远征之旅。我甚至把当时满腔的雀跃兴奋，添油加醋地写成了小说。 (1) 文中的记叙并非尽如事实，而是充满既哀伤又逗趣的虚构，不过大致就是我当下的感受。在此节录一段如下：
从村里的小学毕业后，这个少年先搭马车再换火车，一路颠簸地来到了四十公里外县厅所在地的小城市考中学。那一天，少年穿着的服装委实古怪而教人同情。那一身前所未见、散发着孤寂氛围的罕见服饰，是他经年累月巧思的结晶。他特别中意一件白色的法兰绒衬衫，当时自然也穿在了身上，而且这天的衬衫还带着犹如蝴蝶翅膀的大领子，并像穿夏季的开襟衫时外翻盖住西服外套的领子那般，将大领子拉出和服的领口外面披着，看起来倒有点像小孩子的围兜。然而，那副装扮看在可悲又紧张的少年眼里，只怕宛如一位如假包换的贵公子。他下身穿着一件久留米 (2) 藏青底带白条纹的短裙裤 (3) ，再套上长袜和亮锃锃的黑色系带高筒靴，最后还披上了斗篷。
由于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又疾病染身，因而少年的日常生活都由温柔的兄嫂悉心照料。少年央求手巧的兄嫂想法子把衬衫的领子放大，兄嫂笑了他，少年着实动了怒，对于没人能了解自己的美学深感委屈，险些掉下泪来。“潇洒与典雅”，这两个词语涵盖了少年所有的美学……不不不，就连他的整个生命与人生目的，也尽皆涵括在内。他披挂斗篷时故意不系扣子，让斗篷颤巍巍地眼看着就要从偌小的肩头滑落下来，他认定这就叫摩登。真不知道他究竟打哪里学来这么些花招呢。或许这种摩登的思维乃是出于本能，即便没有榜样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