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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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分突出的。比如,有一篇采自唐代裴《传奇》的,题目是《陈鸾凤》。它描写大旱的时候,老百姓到雷公庙去祈雨,毫无灵验,陈鸾凤大怒,一把火烧了雷公庙,并且把当地风俗禁忌的黄鱼和猪肉合在一起吃,以激怒雷公,接着舞刀与雷公搏斗,打败了雷公,赢得了一场大雨。后来二十多年,每遇天旱,他就坚持这样的斗争,都得到了胜利。
这是直接与天作战的古代传奇。象陈鸾凤这样的古代传奇人物,不但可以算做勇敢的无神论者,而且应该算是反天命主义的猛士了。
古代反天命主义的思想很值得注意,最好有人也把它们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来教育人民群众。《逸周书》上说:“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这大概是最早肯定人能胜天的言化。荀子在《天论篇》中也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唯物论者,他提出这种“制天”的主张,应该承认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是一种杰出的思想。在他以后,历代还有不少思想家表示了同样的见解。如林和靖在《省心录》中说:“人以巧胜天。”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以肯定人能胜天为前提,而进一步比较具体地注意到要以巧取胜了。总之,天不可怕、人能胜天的思想是我国人民传统思想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继承与发展它。
但是,要能够在实践中充分地表现出不怕天的精神,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今天,只有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彻底解放思想,这才能够真正不怕天。

欢迎“杂家”

无论做什么样的领导工作或科学研究工作,既要有专门的学问,又要有广博的知识。前者应以后者为基础。这个道理十分浅显。
专门的学问虽然不容易掌握,但是只要有相当的条件,在较短时间内,如果努力学习,深入钻研,就可能有些成就。而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马克思在许多专门学问上的伟大成就,正是以他的广博知识为基础的。这不是非常明显的例证吗?
但是,有的人根本抹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专门学问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广博知识的更重要意义。他们根据自己的错误看法,还往往以“广博”为“杂乱”,不知加以区别。因而,他们见到知识比较广博的人,就鄙视之为“杂家”。
殊不知,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却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这就叫做“杂家”,那末,我们倒应该对这样的“杂家”
表示热烈的欢迎。
古人对于所谓“杂家”的划分本来是不合理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很勉强地分为“九流”,即所谓儒家流、道家流、阴阳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纵横家流、农家流和杂家流。他所说的杂家是“合儒墨,兼名法”,如《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等。后人沿用这个名称,而含义却更加复杂。其实,就以《淮南子》等著作来说,也很难证明它比其他各家的著作有什么特别“杂”的地方。以儒家正统的孔子和孟子的传世之作为例,其内容难道不也是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吗?为什么班固不把孔孟之书列入杂家呢?
现在我们对于知识的分类,以及对于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的划分,比古人高明得多,科学化得多了。我们本不应该再沿用班固的分类法;如果要继续用它,就应该赋予它以新的观念,就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
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们的文集中什么都有。同样的一部书,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有用,对于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有用。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清代学者洪亮吉,他的文集和历来其他学者的文集一样,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就包含有他的人口论著作,比达尔文还早半个世纪。我国古代学者的文集,几乎都可以算是百科论文集,都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
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

变三不知为三知

我们有时候谈起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免觉得惭愧,深深地感到自己对实际情况了解太少,遇到别人问起许多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常常一问三不知。这种现象很不好。但是,似乎一下子又不能完全克服。因此,心里总觉得纳闷。究竟怎样才能克服三不知的毛病,而做到三知呢?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三知?什么是三不知?人们往往嘴里会说:“某某干部简直不了解情况,一问三不知真糟糕。”如果你要他解释怎样叫做三不知,管保他同样也是一问三不知,根本答不上来。
三不知这个成语已经流传很久了,历来却很少有人注意去查究这个成语的来源。到了明代,有一位不太知名的学者,江宁人姚福,在他所著的《青溪暇笔》这部书里,才做了一番考证。他写道:“俗谓忙遽曰三不知,即始中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他不但把三不知的含义做了明确的解释,而且指明了这个成语的出处。
那末,我们无妨翻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