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

对于我们来说是再好不过了。”我说道。他以自己的方式微微一笑——脸上露出一道浅浅的皱纹，就像干裂的淤泥。他为我打开车门，把我安顿在乘客座位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对吗？”他说，“系好安全带，否则我会被抓的。”他说“系好安全带”就像是在说笑话；他年龄也不小了，过去有许多无忧无虑的日子值得回味。他年轻时开车想必是一个胳膊肘搁在车窗外，一只手放在身旁女友的膝上。令人吃惊的是，此刻闪现在我脑海中的这个女友竟然是米拉。
他小心地将车倒出停车的路缘，默默地开上了路。沃尔特身材魁梧，方方正正的就像一根方形基柱；他的脖子看上去不像脖子，倒像是多出的一个肩膀。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并不讨厌的破靴子和汽油的混合气味。从他的格子衬衫和棒球帽来看，他不打算参加毕业典礼。他从来不看书，这一点倒使我们俩相处更加自在。对他来说，他只知道劳拉是我的妹妹，而她的死是个遗憾，仅此而已。
我应该嫁一个像沃尔特这样的男人。握着他的手感觉真好。
不，我不该嫁给任何人。这样能省去许多麻烦。
沃尔特在中学门口停了车。学校的建筑是战后的时髦样式，已有五十年的历史，但对我来说还是新的。我不习惯这种平平的、毫无生气的房子，整个看上去就像一个大纸板箱。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一群群地走过人行道，穿过草坪，拥进了学校大门。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各种夏天的色彩。米拉在等我们，站在台阶上向我们打招呼。她穿着印有大朵红玫瑰的白色裙子。其实，这样的大屁股女人不该穿大花的衣服。还有，她系的腰带也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她把自己的灰头发烫成卷，仿佛英国律师戴的那种假发套。
“你迟到了，”她对沃尔特说道。
“不是我迟到了，”他回答说，“而是大家来早了。再说，也没有必要让她坐着干等吧。”他们习惯于用第三人称来称呼我，好像我是个孩子或一个宠物似的。
沃尔特将我的胳膊递给了米拉，于是我们一起上了门前的台阶，就像“三人绑腿赛跑”一样。我感到，米拉扶着我一定觉得我像是一根粘着粥、滑腻腻的易碎的骨头。我本应拿上我的拐杖，可是我又不能拄着它到台上去；肯定有人会被它绊倒的。
米拉把我带到台后，问我是否要去洗手间——她总是记着这事——然后就让我坐在化妆间里。“你就坐在这里等，”她说道。接着，她就颠着屁股匆忙跑开了；她要确保一切无误。
化妆镜四周有一圈小圆灯，犹如剧院中的一样。灯光能使你在镜子中的形象更动人，但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我看上去病病歪歪的，皮肤苍白，就像是水中浸泡过的肉。是自己吓自己，还是真的病了？我自己都无法确定。
我找出自己的梳子，马虎地在头顶上划了几下。米拉老是吓唬我，要带我去她所谓的“美容院”的女理发师那里做头发。这个发廊的正式名字叫“发港”，男女头发都做。不过，我总是拒绝。至少我能保留自己的发式，虽然头发根根向上卷曲。头发下面可以看到几处头皮，颜色像淡红的耗子爪。如果被大风一吹，头发就会像蒲公英的绒毛般地散开，露出头皮上的点点发根。
米拉给我留下一块她专为校友茶会制作的巧克力蛋糕，以及一个带有旋盖的杯子——里面是她自己的“炮台苦水”咖啡。我既不能喝又不能吃，可上帝为何还要造厕所？我留下了几片蛋糕屑，表示吃过了。
米拉风风火火地奔进了化妆间，把我从椅子中抱出来，拉着我朝前走。一路上我与校长握了手；他对我能参加这次典礼表示高兴。接着，我被引见给副校长、校友会主席、英语科的主任——一位身穿裤装的女士、青年商会的代表，以及议会的本地议员。除了以前理查德从政的时候，我还从未在同一场合碰到过这么多社会名流呢。
米拉把我扶到我的位子上，悄声说：“我就坐在侧面的包厢里。”学校的交响乐团开始发出吱呀的奏乐声，接着大家就一起高唱《哦，加拿大！》。至于歌词，我从来都记不住，因为它不断地改动。如今歌词甚至还加进了法语，这可是从未听说过的。我们坐下了，大家都感到一种无法言表的自豪情绪在涌动。
接下来由学校的牧师念祷文，讲的大致是上帝如何看待如今年轻人所面临的从未有过的许多挑战。上帝以前一定也听过这类祈祷，我想他可能同我们在座的各位一样感到厌烦。然后就是大家轮流发言，讲的无非都是：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世纪末，要丢弃旧事物，迎接新事物；未来的市民应该继往开来等等。我让自己的思想开小差；我很清楚，在这种场合只要不失体面就可以了。我想象自己站在乐队指挥台旁，或者在漫长的晚宴上默默地坐在理查德的身边。如果偶尔有人问起我有什么爱好，我会说是园艺。这话充其量只有一半是真的；不过，要做个合格的园艺师也够烦人的。
下一项议程是毕业生领取毕业文凭。他们走上台来，虽然高矮不齐，胖瘦不一，但是个个神色严肃，容光焕发，而且个个漂亮。甚至那些丑陋的孩子、肥胖的孩子、满脸雀斑的孩子也是美的，因为青春才意味着美丽。这些孩子没一个明白他们是多么美丽，但却个个年轻气盛，令人恼火。他们的举止都很不像话；从他们唱歌时那种哼哼唧唧、摇摇晃晃的样子看来，规规矩矩跳狐步舞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