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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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加沙的一家医院被一群蒙面青年抢走。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费玛思忖着这则通告的措词。他特别讨厌“被橡皮子弹击中身亡”这样的表达方式。“可能”一词更使他怒火中烧。不仅如此，从一般意义上说，他对被动词正在接管官方声明，并似乎在感染着整个语言体系也很是恼火。
然而，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健康的、完全值得赞扬的廉耻感在起作用，这种廉耻感不让我们简单明了地宣布：一名犹太士兵开枪打死了一名阿拉伯少年。另一方面，这种被污染的语言时刻在告诉我们，错误是步枪造成的，是正在调查中的原因造成的，是橡皮子弹造成的。仿佛所有的罪恶都是上帝的过错，一切的一切都是注定的。
可事实上，他自言自语地说，谁知道呢?
毕竟，“上帝的过错”这个表达有一种神秘的魔力。
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又生起自己的气来。其实根本没有魔力，也不神秘。不要把上帝扯进来。
费玛用叉子瞄准自己的前额、太阳穴和后脑勺，试图猜测或感觉一下弹片射进头颅并爆炸的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或许没有疼痛，没有声音，他就这样想象着，或许只是刹那间的烧灼和疑惑，像一个孩子正准备挨父亲的一记耳光，可结果，他的眼球却被炽热的火棍给捅了一下。有这样的一瞬间、一刹那，让你觉得眼前突然出现了亮光吗?有谁知道呢?七重天的亮光[1]?有这样的一瞬间、一刹那，让你一生都觉得模糊混沌的东西一下子都豁然开朗，然后黑暗才降临下来吗?有这样的一瞬间、一刹那，让你觉得好像这些年来你一直在为一个复杂的难题寻找一种复杂的答案，但在最后的时刻，一种简单的解法一下子闪现出来了吗?
这当儿，费玛对自己愤怒地嘟囔了一句：你别他妈的胡思乱想了。“模糊混沌”这一表达让他感到恶心。他站起身，走出房间，随手关上房门，一边留意把钥匙放在了哪一个口袋。走到大楼门厅时，他透过自己信箱的缝隙，瞥见一封信的白边。可口袋里唯一的钥匙是开房间大门的。开信箱的钥匙可能还躺在书桌上。要么，在另一条裤子的口袋里。要么，在厨房长台面上的拐角。一阵犹豫之后，他耸了耸肩：这封信很可能没什么，只不过是一张水费单，要么就是一张话费单，或者只是一张传单而已。在街对面的小餐馆里，他吃着萨拉米香肠煎蛋、色拉、水果蜜饯。透过玻璃窗，他突然吃惊地发现，自己房间里的电灯仍然亮着。他思索了片刻，万一也有可能他此时是一身同在两地，但他更愿意这般设想：故障已被排除，电流又接通了。他瞥了一眼手表，要是爬上楼，熄了灯，找到信箱的钥匙，再去把那封信取出来，他上班就会迟到了。于是，他付了饭钱，说：“谢谢你，沙因鲍姆太太。”像往常一样，她又纠正费玛说：
“是沙因曼，尼森大夫。”
“当然当然，”费玛回答说，“对不起！我要付你多少钱?我已经付过了?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这不可能是偶然。我刚才肯定是想付两次钱，因为您的炸小牛肉片——是叫炸小牛肉片，对吗?——特别美味可口。对不起。谢谢。再见。我得赶紧走了。您看这雨下的。您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疲倦?不高兴?很可能是这天气的缘故。很快就会放晴的。明天见。”
二十分钟后，公共汽车停靠在国民礼堂站台，费玛突然觉得，在这样的雨天出门却不带雨伞，这也太荒唐了。向小餐馆的老板娘承诺这样的天气不久就会放晴，这也太荒唐了。你有什么根据?突然，一道微红的亮光穿透云层，照射在希尔顿大厦高处的一扇窗户上，就像给那扇窗户点了一把火，反射过来的光芒使费玛感到一阵晕眩。尽管如此，费玛还是看清了大厦十层或是二十层的阳台护栏上飘荡着一条毛巾，他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的鼻孔里充满了刚用那条毛巾擦干身体的女人的体香。瞧，他自言自语地说，并不是一切都完了，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连一点点小奇迹都不会出现的时刻还几乎是没有的。或许，凡事最终都会有转机的。
约韦勒村边缘的这个两居室公寓是费玛1961年第二次结婚时他父亲给他买的，那时，他从耶路撒冷一所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后还不到一年。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对他寄予了厚望。别人也都相信费玛前途无量。他获得了奖学金，差点儿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他甚至想过要攻读博士学位，并从事学术研究。但在1960年夏天，费玛的生活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幸和复杂的变故。时至今日，每当费玛的朋友们在一起聊天，只要话题转到“费玛的公羊年[2]”，而费玛又不在场，他们就开心、友善地笑个不停。事情是这样的：七月中旬，就在费玛刚刚结束期终考试的时候，他在拉契丝波纳女修道院[3]的花园里爱上了一位法国小姐，她是一个天主教徒旅游团的导游。当时，他坐在一条长凳上，等一位女友，这位女友是护校的一名学生，名字叫舒拉，数年后嫁给了费玛的朋友茨维·克鲁泡特金。一枝欧洲夹竹桃在费玛的手指间开放着，一群小鸟在费玛头顶上唧唧喳喳地辩论着。坐在另一条长凳上的尼科尔对他说话了：这附近有水吗?他会说法语吗?对这两个问题费玛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哪儿有水，他的法语也只是一鳞半爪。从那一刻起，在耶路撒冷，无论她走到哪里，他
然而，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健康的、完全值得赞扬的廉耻感在起作用，这种廉耻感不让我们简单明了地宣布：一名犹太士兵开枪打死了一名阿拉伯少年。另一方面，这种被污染的语言时刻在告诉我们，错误是步枪造成的，是正在调查中的原因造成的，是橡皮子弹造成的。仿佛所有的罪恶都是上帝的过错，一切的一切都是注定的。
可事实上，他自言自语地说，谁知道呢?
毕竟，“上帝的过错”这个表达有一种神秘的魔力。
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又生起自己的气来。其实根本没有魔力，也不神秘。不要把上帝扯进来。
费玛用叉子瞄准自己的前额、太阳穴和后脑勺，试图猜测或感觉一下弹片射进头颅并爆炸的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或许没有疼痛，没有声音，他就这样想象着，或许只是刹那间的烧灼和疑惑，像一个孩子正准备挨父亲的一记耳光，可结果，他的眼球却被炽热的火棍给捅了一下。有这样的一瞬间、一刹那，让你觉得眼前突然出现了亮光吗?有谁知道呢?七重天的亮光[1]?有这样的一瞬间、一刹那，让你一生都觉得模糊混沌的东西一下子都豁然开朗，然后黑暗才降临下来吗?有这样的一瞬间、一刹那，让你觉得好像这些年来你一直在为一个复杂的难题寻找一种复杂的答案，但在最后的时刻，一种简单的解法一下子闪现出来了吗?
这当儿，费玛对自己愤怒地嘟囔了一句：你别他妈的胡思乱想了。“模糊混沌”这一表达让他感到恶心。他站起身，走出房间，随手关上房门，一边留意把钥匙放在了哪一个口袋。走到大楼门厅时，他透过自己信箱的缝隙，瞥见一封信的白边。可口袋里唯一的钥匙是开房间大门的。开信箱的钥匙可能还躺在书桌上。要么，在另一条裤子的口袋里。要么，在厨房长台面上的拐角。一阵犹豫之后，他耸了耸肩：这封信很可能没什么，只不过是一张水费单，要么就是一张话费单，或者只是一张传单而已。在街对面的小餐馆里，他吃着萨拉米香肠煎蛋、色拉、水果蜜饯。透过玻璃窗，他突然吃惊地发现，自己房间里的电灯仍然亮着。他思索了片刻，万一也有可能他此时是一身同在两地，但他更愿意这般设想：故障已被排除，电流又接通了。他瞥了一眼手表，要是爬上楼，熄了灯，找到信箱的钥匙，再去把那封信取出来，他上班就会迟到了。于是，他付了饭钱，说：“谢谢你，沙因鲍姆太太。”像往常一样，她又纠正费玛说：
“是沙因曼，尼森大夫。”
“当然当然，”费玛回答说，“对不起！我要付你多少钱?我已经付过了?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这不可能是偶然。我刚才肯定是想付两次钱，因为您的炸小牛肉片——是叫炸小牛肉片，对吗?——特别美味可口。对不起。谢谢。再见。我得赶紧走了。您看这雨下的。您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疲倦?不高兴?很可能是这天气的缘故。很快就会放晴的。明天见。”
二十分钟后，公共汽车停靠在国民礼堂站台，费玛突然觉得，在这样的雨天出门却不带雨伞，这也太荒唐了。向小餐馆的老板娘承诺这样的天气不久就会放晴，这也太荒唐了。你有什么根据?突然，一道微红的亮光穿透云层，照射在希尔顿大厦高处的一扇窗户上，就像给那扇窗户点了一把火，反射过来的光芒使费玛感到一阵晕眩。尽管如此，费玛还是看清了大厦十层或是二十层的阳台护栏上飘荡着一条毛巾，他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的鼻孔里充满了刚用那条毛巾擦干身体的女人的体香。瞧，他自言自语地说，并不是一切都完了，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连一点点小奇迹都不会出现的时刻还几乎是没有的。或许，凡事最终都会有转机的。
约韦勒村边缘的这个两居室公寓是费玛1961年第二次结婚时他父亲给他买的，那时，他从耶路撒冷一所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后还不到一年。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对他寄予了厚望。别人也都相信费玛前途无量。他获得了奖学金，差点儿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他甚至想过要攻读博士学位，并从事学术研究。但在1960年夏天，费玛的生活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幸和复杂的变故。时至今日，每当费玛的朋友们在一起聊天，只要话题转到“费玛的公羊年[2]”，而费玛又不在场，他们就开心、友善地笑个不停。事情是这样的：七月中旬，就在费玛刚刚结束期终考试的时候，他在拉契丝波纳女修道院[3]的花园里爱上了一位法国小姐，她是一个天主教徒旅游团的导游。当时，他坐在一条长凳上，等一位女友，这位女友是护校的一名学生，名字叫舒拉，数年后嫁给了费玛的朋友茨维·克鲁泡特金。一枝欧洲夹竹桃在费玛的手指间开放着，一群小鸟在费玛头顶上唧唧喳喳地辩论着。坐在另一条长凳上的尼科尔对他说话了：这附近有水吗?他会说法语吗?对这两个问题费玛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哪儿有水，他的法语也只是一鳞半爪。从那一刻起，在耶路撒冷，无论她走到哪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