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录》

政治上的反抗性是他们最重要的特点，并且就因为这种特点而使得他们的作品变得非常优秀吗？顾彬先生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的。接下来，顾彬先生主动提到了中国诗歌，谈到他对中国当代诗人的欣赏。当他提到中国当代诗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大概会有些不高兴。我没有不高兴，我没有任何理由不高兴。但我还是表达了我的异议：你说北岛、多多、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的诗写得很好，我虽然不是诗人，但我也阅读他们的诗歌，我读北岛的诗歌也读了二十多年了，我读多多的诗歌也有很多年了，我也认为他们写得很好，但当你说他们的诗写得很好，是因为他们写的已经不是中国诗歌了，我就不能理解了。我想北岛、多多、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对你的这个说法也不会认同，因为没有一个中国诗人会承认他的诗写得好是因为他的诗歌已经不是中国诗歌了，没有一个中国诗人会剥离他与中国的关系。顾彬先生的回答是：那是你的看法。这只是我的看法吗？这不是一个最基本的文学常识吗？呜呼，难道中国的那些优秀的诗人对此还有另外的看法？
我在那个会议上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在随后的演讲和回答提问的环节，我提到了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看法，提到了在中国写作要面临着怎样复杂的语境，以及中国当代小说的复杂性，提到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与西方小说的叙事传统有着怎样的不同，中国小说的叙事资源与西方小说的叙事资源有着怎样的差异，这些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写作，用讨论的语气回答了为什么托马斯·曼这位在一些德国人看来已经过时的作家在中国却并没有过时，等等。当然，我也提到了我对顾彬先生的很多观点难以认同，我坦率地指出，顾彬先生只有在充分阅读中国当代小说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中国当代小说作出判断，现在的判断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我对他的“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导致中国当代作家无法写出优秀小说的提法，表示不敢苟同。我声明，对顾彬先生的某些观点，谁愿意接受谁接受去！我自己是无法接受，而且我自认为有不接受的权利。我还要说明的是，在我发言的时候，顾彬先生就坐在现场。当然有一句话我没说，是我当时想说，但现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才说出来的，那就是顾彬先生的很多看法，我宁愿从最美好最宽容的意义上去理解，比如，我宁愿认为，这是顾彬先生又喝多了。我说这话倒是有根据的：即使在主席台上发表演讲的时候，他也是频频举杯，而且还会再次声明他喝的是五粮液。我后来对朋友开玩笑，也对顾彬先生开玩笑，五粮液酒厂应该给顾彬先生颁发国际勋章。我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我与顾彬先生发生了很多争执，但我与顾彬先生正常的交流并没有受到影响。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我们仍然可以正常交流：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跟顾彬先生偶然相遇了，当时我们还有过简短的友好的交谈，因为文学虽然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主题，但它并不是唯一主题。我对顾彬先生没有偏见。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他有他批评的权利，即便他的逻辑时常混乱，难以理顺，但他也有他混乱的权利，你没有理顺可能是你的能力问题。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对顾彬先生的某些看法，我也是认同的，比如，他对当代一些小说中存在的商业化倾向的批评，我就认为是对的，以前认为是对的，以后也会认为是对的，当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商业化倾向对文学构成了负面影响，而且它不仅会对中国小说家构成负面影响，对德国的小说家也会构成负面影响；比如作家写作一定要注意语言，我就认为他的这句话是对的，以前认为是对的，以后也会认为是对的，我只是对他所说的伯尔和君特·格拉斯的小说“语言很差”表示怀疑，但因为我不懂德语，我的这种怀疑又是没有说服力的，可能真的很差，也可能很好；我对他所说的小说不是故事的说法，也是认同的，但对他所说的现代小说不应该讲故事的说法，又是有怀疑的，因为你首先得告诉我什么是故事；我对他所说的小说不能够写得太厚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同的，但写得太厚的小说就不是好小说，而且还要有具体的页数的限制，超过多少页就不是好小说了，我对这种说法又是不能认同的。我的这些想法，属于偏见吗？是对顾彬先生的偏见吗？如果有人认为是，请说服我。
现在，为了说明我对顾彬先生没有偏见，我不妨提到一个事实。作家邱华栋曾经对顾彬先生做过一个访谈《我内心里有一个呼救声》，顾彬先生是要借这个访谈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只说过某些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他要辩解，要说明，要补充，要呼救。但是有好长一段时间，这篇访谈不能完整地见诸报刊，因为中国很多媒体只对顾彬先生的那个“垃圾说”感兴趣，而对他的别的话不感兴趣，所以他们不愿意给顾彬先生提供版面。邱华栋先生问我能不能找个地方发表那篇访谈。邱华栋先生找到我，是想让我拿到我就职的刊物发表。我后来看了那篇访谈，建议邱华栋先生把文章发给著名的编辑家林建法先生。后来也是我打电话给林建法先生的。那篇访谈后来发表于林建法先生当时参与主编的《西部·华语文学》。据我所知，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