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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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号中的文字是我当时的现场记录，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大意不差。也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顾彬并未参加这次会议，他其实是缺席受审。
李洱的这番话当时让我心中一震。我在想，究竟是顾彬直接告诉他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呢，还是他通过那番“机智”的问答推断出了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我琢磨的结果应该是后者。于是我又想到，李洱的这一招其实是比较“狠毒”的：你顾彬不是成天嚷嚷着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吗？那我现在要把你不读当代小说的“劣迹”公之于众，此谓釜底抽薪。记得李洱发言的时候已是下午，虽然人已走了不少，但能放四百人的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至少还有两百人吧。闻听此言，我不知道当时在座的专家学者与研究生同学作何感想，但据我估计，它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肯定不小。
果然我见到了它的影响力。就在我快要淡忘这件事情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位评论家所写的文章。此文谈到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时说：“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并不阅读中国当代小说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在2006年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的‘垃圾’说。”这句话后又跟一说明性尾注，我顺藤摸瓜，发现了注释中的如下文字：“2010年1月1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学术研讨会上，作家李洱说，在顾彬和他的交谈中顾彬说，他‘从来不看中国当代小说’。一个不读中国当代小说的汉学家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可见其不负责任到了什么程度。”看到这个说法时我吃惊不小，因为我意识到，李洱那天的发言已成了他人论文写作的重要论据。而一旦诉诸文字，其传播力度必然会变得更加强悍。
既然前有李洱的说法开路，后有评论家的论文跟进，且后者比前者更加言之凿凿，事情也就变得严重起来。顾彬果然说过李洱所讲述的那番话吗？他真的不读当代小说就信口开河吗？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请我的同事方维规教授与顾彬联系，求证李洱的说法是否属实。方教授转译我的邮件后，顾彬在两天之内断断续续发来五封邮件。方教授择其要者，翻译如下（他们之间用德语交流）。
顾彬说：“那次会议好像是在Villigst。李洱和我在一块儿吃午饭，我们海阔天空地随便聊天。我觉得很有趣。但不能靠这推演出什么说法。”“我当时的意思大概是：我在近三年主要在写中国戏剧史，因此当代文学念得较少，尽管如此我还是念了，或者念了关于当代文学的东西，亦即在我主编的两本杂志中发表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东西。”“另外，我这些天正在香港教当代文学——中国的和德国的。我当然要念许多作品。说我不念当代文学，是胡扯。我有时念得多，有时念得少，就像喝二锅头一样，有时多，有时少。”顾彬在邮件中还谈到他对当代作家的一些评价，这里不再一一摘录。
还原顾彬与李洱说话的语境，那应该是一个吃饭喝酒聊天的场所。一般来说，饭桌上说的话、酒后之言是不能太当回事的。或者也可以说，那种私下场合的聊大天或许不宜变成公共场合的话语。大概顾彬也意识到了这种“公私”之别，他才有了如下怨言：“近来，中国人跟我一起吃饭时会打开他们的机子，可是我是在随便说，而不是正式讲话。这便能变成信息了吗？”当然，即使除去这番怨言，他也没有承认他不读当代文学。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在邮件的回复中总是在说“当代文学”而并非直面“当代小说”，莫非这是他的一种话语策略？
尽管顾彬在回复是否阅读当代小说的问题时稍嫌含糊，但我还是在其他地方找到了他更直接的说法。在回答邱华栋关于1978—2008年之间哪些小说家值得重视的问题时，顾彬说：“我阅读了当代很多中国小说家的作品，我熟悉他们的短篇小说、中篇和长篇小说，但是，我的问题在于我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在不断地变化。”然后他谈到格非的《迷舟》不错，但《人面桃花》就不很喜欢；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故事不好，但里面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他很欣赏；贾平凹的《废都》很糟糕；莫言早期的小说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距离太近；王安忆、苏童、阿来的小说依然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这些即兴评点的文字表明，顾彬还是读过不少当代小说的。说他不读当代小说就胡乱放炮，显然不符合基本事实。
其实，即便按照常理推断，也是无法得出顾彬不读当代小说的结论的。因为只要对顾彬稍有了解，我们便知道他近年写过一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德国人做事本来就严谨，顾彬又是一位很较真的倔巴老头儿，不读作品他敢从二十世纪初写到二十世纪末吗？由此我便想到，或许李洱和一些评论家并非不知道这些情况，知道了这些却又把顾彬的酒后之言（或许还是义愤、反讽、夸张之辞）拿出来示众，大概这就叫别有用心吧。
2010年3月23日
与吴虹飞(1)的对话：从知识分子到农民
｜李洱｜从知识分子到农民（1）
所有写丑恶的作家，思想都有丑恶的部分。因为人写黑暗的时候，是以自己内心的黑暗为依据的，自己黑暗不到那一步，你就写不到那一步。
有次李洱在柏林换乘地铁，看到一家书店门口贴着一张很大的宣传单，依稀是个东方人，他觉得有些眼熟。凑近一看，
李洱的这番话当时让我心中一震。我在想，究竟是顾彬直接告诉他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呢，还是他通过那番“机智”的问答推断出了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我琢磨的结果应该是后者。于是我又想到，李洱的这一招其实是比较“狠毒”的：你顾彬不是成天嚷嚷着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吗？那我现在要把你不读当代小说的“劣迹”公之于众，此谓釜底抽薪。记得李洱发言的时候已是下午，虽然人已走了不少，但能放四百人的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至少还有两百人吧。闻听此言，我不知道当时在座的专家学者与研究生同学作何感想，但据我估计，它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肯定不小。
果然我见到了它的影响力。就在我快要淡忘这件事情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位评论家所写的文章。此文谈到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时说：“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并不阅读中国当代小说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在2006年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的‘垃圾’说。”这句话后又跟一说明性尾注，我顺藤摸瓜，发现了注释中的如下文字：“2010年1月1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学术研讨会上，作家李洱说，在顾彬和他的交谈中顾彬说，他‘从来不看中国当代小说’。一个不读中国当代小说的汉学家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可见其不负责任到了什么程度。”看到这个说法时我吃惊不小，因为我意识到，李洱那天的发言已成了他人论文写作的重要论据。而一旦诉诸文字，其传播力度必然会变得更加强悍。
既然前有李洱的说法开路，后有评论家的论文跟进，且后者比前者更加言之凿凿，事情也就变得严重起来。顾彬果然说过李洱所讲述的那番话吗？他真的不读当代小说就信口开河吗？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请我的同事方维规教授与顾彬联系，求证李洱的说法是否属实。方教授转译我的邮件后，顾彬在两天之内断断续续发来五封邮件。方教授择其要者，翻译如下（他们之间用德语交流）。
顾彬说：“那次会议好像是在Villigst。李洱和我在一块儿吃午饭，我们海阔天空地随便聊天。我觉得很有趣。但不能靠这推演出什么说法。”“我当时的意思大概是：我在近三年主要在写中国戏剧史，因此当代文学念得较少，尽管如此我还是念了，或者念了关于当代文学的东西，亦即在我主编的两本杂志中发表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东西。”“另外，我这些天正在香港教当代文学——中国的和德国的。我当然要念许多作品。说我不念当代文学，是胡扯。我有时念得多，有时念得少，就像喝二锅头一样，有时多，有时少。”顾彬在邮件中还谈到他对当代作家的一些评价，这里不再一一摘录。
还原顾彬与李洱说话的语境，那应该是一个吃饭喝酒聊天的场所。一般来说，饭桌上说的话、酒后之言是不能太当回事的。或者也可以说，那种私下场合的聊大天或许不宜变成公共场合的话语。大概顾彬也意识到了这种“公私”之别，他才有了如下怨言：“近来，中国人跟我一起吃饭时会打开他们的机子，可是我是在随便说，而不是正式讲话。这便能变成信息了吗？”当然，即使除去这番怨言，他也没有承认他不读当代文学。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在邮件的回复中总是在说“当代文学”而并非直面“当代小说”，莫非这是他的一种话语策略？
尽管顾彬在回复是否阅读当代小说的问题时稍嫌含糊，但我还是在其他地方找到了他更直接的说法。在回答邱华栋关于1978—2008年之间哪些小说家值得重视的问题时，顾彬说：“我阅读了当代很多中国小说家的作品，我熟悉他们的短篇小说、中篇和长篇小说，但是，我的问题在于我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在不断地变化。”然后他谈到格非的《迷舟》不错，但《人面桃花》就不很喜欢；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故事不好，但里面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他很欣赏；贾平凹的《废都》很糟糕；莫言早期的小说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距离太近；王安忆、苏童、阿来的小说依然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这些即兴评点的文字表明，顾彬还是读过不少当代小说的。说他不读当代小说就胡乱放炮，显然不符合基本事实。
其实，即便按照常理推断，也是无法得出顾彬不读当代小说的结论的。因为只要对顾彬稍有了解，我们便知道他近年写过一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德国人做事本来就严谨，顾彬又是一位很较真的倔巴老头儿，不读作品他敢从二十世纪初写到二十世纪末吗？由此我便想到，或许李洱和一些评论家并非不知道这些情况，知道了这些却又把顾彬的酒后之言（或许还是义愤、反讽、夸张之辞）拿出来示众，大概这就叫别有用心吧。
2010年3月23日
与吴虹飞(1)的对话：从知识分子到农民
｜李洱｜从知识分子到农民（1）
所有写丑恶的作家，思想都有丑恶的部分。因为人写黑暗的时候，是以自己内心的黑暗为依据的，自己黑暗不到那一步，你就写不到那一步。
有次李洱在柏林换乘地铁，看到一家书店门口贴着一张很大的宣传单，依稀是个东方人，他觉得有些眼熟。凑近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