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说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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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合起来,必然会产生非常惊人的力量,我对此很是好奇。我曾经到过马来西亚南部临近新加坡的一个城市——新山,很多新加坡的华人来听演讲,我当时就感觉我们使用的语言与文字,已经超越了国界,将来很可能会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新起点,因为它的市场太大了。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在网络上发出一条信息,回应的人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这些人或许是从中国大陆去的,或许是从中国台湾去的,华文文学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地理位置的改变而发生断裂。也许手里拿的护照是美国或加拿大的,人却一直浸染在华文文学中。这是中国文化长期累积的一个成果,而这个成果很可能只是一个大成果的小部分。
我觉得“五四运动”后有些人之所以要进行文字和语言的改革,是因为当时的文字语言形式已经僵化到无法满足人们的情感表达需要了。那个时候的徐志摩、鲁迅,心中有很多新的感受要去表达,可是旧的语言形式不够用了。徐志摩在恋爱时,觉得用“愿逐月华流照君”去表现自己内心的感受实在有点奇怪,可是在唐代这七个字绝对是对的。为什么这句诗会从唐代一直流传到徐志摩的时代?在徐志摩的时代,如果有人要送别人照片,会在照片背面写“愿逐月华流照君”这样的句子。这当然说明唐诗的成就实在太高,高到变成一个概念,变成一种形式,变成我们怎么都推翻不了的一个阴影。
文学史的成就要从两方面去看。“文学”比“美术”对我们的影响要深。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自己脱口而出的那个字是唐朝的字,是唐朝的语言。我曾经提到过陈达,陈达的“劝世歌”很像唐诗。里面的七言句是唐诗的结构:二、二、三,而且押韵,四个句子一韵。《春江花月夜》里面的“春江潮水连海平”,就是二、二、三的句式。我们的语言模式中有没有类似的感觉?答案是肯定的。当我们做某种引述时,常常会出现一个语言形式。当我说今年真是“风调雨顺”的时候,《诗经》跑出来了。当我提到另外五个字的时候,汉乐府跑出来了。当我提到七个字的时候,唐诗跑出来了。
每个时代都对中国文学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四”怎么变成“五”?“五”怎么变成“七”?几百年间,不过在解决这些小问题而已,所以说,文化的工作非常非常艰苦。可是这些小问题一旦解决,就会一直影响我们。我一直不希望文学史是一个脱离我们生活的东西,所以我常常建议朋友最好随身带一个小录音机,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录下音。即便当时只是不经意的闲谈,但当你回头去听时,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四个字、五个字、七个字的表达,这就是文学史对我们真正产生的影响力。“脱口而出”说明我们已经将它们完全吸收消化了,“脱口而出”,这四个字就是一个成语的模式。当诗变成了成语、格言的时候,就会对人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就像刚才说的,因为唐诗的形式太完美了,所以大家一直在用。虽然宋代之后,文学有小小的变迁,但唐诗在民间已经变成根深蒂固的一个美学形式。清代以后,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唐诗三百首》。甚至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也可以在看戏时接触到唐诗。那些旧戏,无论是川剧、河南梆子,还是歌仔戏,人物一出场念的“定场诗”就是唐诗。所以我的意思是,唐诗不仅影响了读书人,也通过戏剧在文盲的世界里发生了影响。

新绣罗裙两面红,一面狮子一面龙
大家回想一下黄俊雄的布袋戏里面,有多少唐诗的句子?人物一出场,啪啪啪念的那两句就是唐诗,我是从这个角度去估量他的价值的。每当我去马来西亚或其他地方,看到庙宇里的对联,听到那些老先生们吟出的诗句,就感觉到中华文化的根深蒂固。之所以讲根深蒂固,是因为这个文化系统不是透过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阅读系统去传承,而是演变为传唱的系统。这个部分传久以后就会形成一个模式,比如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怎么谈?失恋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哀伤的句子,都有固定的范本。有次我和云门舞集的人一起去台湾美浓,当地那些从来没有读过书的老太太,站起来唱的是“新绣罗裙两面红,一面狮子一面龙”,不但整齐而且押韵。她绝对不知道这和唐诗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一听就感觉到里面有一种与唐诗一脉相承的东西,而且里面充满了色彩感,充满了一种华丽的美学追求。我一直认为当文学变成了一门专业课程,也就是走入了坟墓。文学当然需要被研究、被分析,可是当文学变成研究对象的时候,也说明它到了博物馆时期了,不再是活在民间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应当进行专业研究,但更应该投入心力去关心那些活在路边、走在路边的人,他们口中的语言模式跟文学传统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非常希望大家能感觉到我们自身的语言中所存在的内在冲突。尤其是当下的台湾,受到很多元素影响,比如我们这一代的语言一定有英文的影响。很多发音,很多使用声音的模式和节奏模式都是从英文中来的。再早一辈人,受日本文化影响很大,所以他们讲话的方式跟节奏,与日本文学里的美感有相通之处。我在这里所讲的受日本文学影响,不是说他们一定读过川端康成或者三岛由纪夫,而是指那代人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他们在成长时所接触到的声音模式。
我记得小